冯先生在他逝世的前半年，也就是1990年3月，他自拟了一幅95岁的预寿联：曰“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他在晚年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即将最后完成之时，对自己一生学问所作的总结。

三史是“史”，六书是“论”，三史六书凝结了冯先生一生的思想学术。那么，三史与六书之间，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之道、一个始终不变的思想线索呢？

回答是肯定的。三史与六书虽然各为史论，三史之间的跨度也达50年之久，但其间始终贯穿着他一贯的强烈的文化信念，这就是“旧邦新命”的观念，这一观念既是文化信念，也是政治信念。“旧邦新命”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而这一主题是和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在整个20世纪中从挫折中奋起的历史，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从失落走向振兴的历史紧紧相联系的。“旧邦新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的特性在哲学家观念中的提炼。从这里可知，冯先生从来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他始终是把自己和民族生命与民族文化的兴亡联为一体的哲学家。

1942年《新原人》书成，自序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篇序文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经典，而其中的一些用语实际上继承了《中国哲学史》自序的提法，这里也可以看出三史和六书之间的关联。这些序文说明，冯先生始终自觉地从参与民族复兴的大业的角度从事其哲学的著述，他对民族、国家的关怀溢于言表。“贞元之际”的提法充分显示出冯友兰以哲学创作的方式自觉参加民族复兴大业的努力，表明爱国的民族主义立场是他的哲学创作的根本动力。也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冯先生在解放前夕毅然从美国归国，并在解放后追求社会主义、吸取马克思主义，虽历经坎坷，仍然无悔。他的心路历程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

如果说，“贞元之际”体现了30-40年代冯友兰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的信念，那么，解放以后，这种信念则发展为他的“旧邦新命”的提法。冯友兰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正当改革开放的时代，他精神焕发，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1980年，《新编》第一册出版，自序说：“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80年代初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致讲词，说：“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努力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

“旧邦”就是具有古老的历史和文化，“新命”就是在历史的连续中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从这个观点看，古希腊、罗马及巴比伦、埃及都是有旧邦而无新命，有古而无今。只有中国的历史文化一直连续发展，有古有今。冯先生晚年还用“阐旧邦以辅新命”来概括他的学术工作的意义。1987年8月，92岁的冯友兰写了一篇《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在文章的最后他说：“《诗经》有一首诗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我把这两句诗概括为‘旧邦新命’，这几个字，中国历史发展的现阶段足以当之。‘旧邦’指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卷十三，480页）

从“贞下起元”到“旧邦新命”，冯友兰的思想既是一贯的，也是发展的。“贞下起元”着重于民族生命一阳来复的转折点，强调了对民族生命的信心，突出了现实感但没有表达出历史感。“旧邦新命”脱胎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充满了大思想家通观古往今来的历史感。早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冯友兰在为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中即提出：“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老，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者也。”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以后，诗经的这两句被他概括为“旧邦新命”，成了他全部生命精神所在，也成了他学术工作的根本动力，更体现出他是把民族生命、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终极关怀”。他要把中国哲学中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作为民族文化新发展的营养，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古人有“三不朽”之说，哲学家以“立言”为贵。冯友兰为旧邦新命而立言，这位爱国哲学家所立言的著述及其精神，是永远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