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下午和4月14日下午，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方哲学科主任渡边义浩教授做客尼山大讲堂，在中心校区知新楼A座2116室分别作了题为《东汉时期“儒教国教”的成立》和《郑玄〈论语注〉的特征》的报告。两场报告分别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教授和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曾振宇教授主持。

第一场报告主要围绕“由于在后汉形成了‘儒教国家’，从而完成了‘儒教的国教化’”这一假说，向大家阐述他在提出这一假说时，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得出的结论。首先，他提出了“以孔子为鼻祖的学说是‘儒学’还是‘儒教’”这一问题，并指出这一问题引起了不同学者之间的激烈论争。他认为之所以出现“儒学”和“儒教”两种不同的看法，是因为儒教所包含的各种因素具有多元性。他同时建议应该从解释儒教在每个时代所表现的不同存在形态入手解决问题。他按照时代顺序介绍了各家的意见，明确了其“儒教国教化”的立场，提到儒教在本质上是政治思想，评价儒教实用性的依据不应该是抽象的思想“内容”，而应该看儒教是如何“具体地”对国家统治的关与程度。换言之，为了分析“儒教国教化”的具体时期，他在“作为正统思想的儒教体制的形成”、“儒教一尊体制的确立”、“儒教渗透到中央及地方官僚阶层并为他们所接受”三个指标之外，另外设立了“儒教统治的形成”这个指标。由此，得出结论，后汉“儒教国家”的形成时期，可以从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中寻找答案。因为它满足了这四个指标。而随着后汉时代的“儒教国家”的形成，迎来了“儒教国教化”的时代。

第二场报告中，渡边义浩教授由郑玄《论语注》的特征入手，探寻郑玄《论语注》未被选择乃至最终散佚的内部原因。他认为，郑玄《论语注》的第一个特征为解释的差异。郑注相较保存较为完整的何晏《论语集解》，二者对于同一内容，往往有迥然不同的解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分别是不同的底本、写作时期及作者不同的创作倾向。第二个特征，即综合性与体系性。他指出，郑玄的《论语注》并不仅仅是对《论语》各章节内容的解读。其注释跨越篇章的界限，同时还参照了其他典籍，是综合性体系性的解读。在这一综合的体系当中，居于最顶端的经典是“三礼”，其中《周礼》尤其具有突出的地位。由此，他引出《论语注》的第三个特征，即以“礼”论说《论语》。郑玄的《论语注》是对《论语》进行的特别阐释，而其最大特征也正在于此。

互动环节中，儒学高等研究院师生及来自学校其他学院的同学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与渡边义浩教授展开探讨。渡边义浩教授严谨治学的态度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中日不同学术思维的碰撞亦让大家受益匪浅。

渡边义浩，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方哲学科主任、教授，在西汉、东汉、三国、六朝时代的历史和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在东汉豪族、三国名士、六朝贵族政治史及思想史研究领域多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