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学典，山东滕州人，长期致力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现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
从极热到极冷,近 50 年内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经历了对比强烈的炎凉两重天。大体说来, 前 30 年即从 1949至 1979 年,是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极热阶段。近 20 年特别是近十几年,这一研究则进入了极冷时期。以致于有人惊呼,农民战争史这一学科在最近十几年已从史坛上突然消失了 (董楚平: 《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 · 自序》, 方志出版社 2002 年版)。现在看来, 极热固不正常,极冷似乎也值得注意。
农民战争史研究从一个与时代主题高度契合的研究领域转而成为一个与现实走向直接冲突的 学科,可能是此一研究由热到冷由以发生的基本 原因。其中的关键,是这一领域与主流意识形态 之间长期以来所结成的特殊关系。———兴于意识 形态,也衰于意识形态,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由热到冷,自始至终可能都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事件。这一事件所蕴涵的丰富社会史内容看来还有待于学术史家们的深入发掘。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是一种“革命党理论”即“革命意识形态”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 30 年,而农民战争史研究就是在这一意识形态背景下兴盛和繁荣起来的。认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任何造反行动都是近代意义上的“革命”,而“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 级的暴烈行动; 下层民众的暴力反抗在任何形式 下都应当肯定,上层统治者的政治改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起正面作用; 等等。这些信条,形成了 这种占主流地位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基本预设。而崇尚造反、鼓动流血、赞美暴力、渴望反叛,则成为这一革命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这一意识形态 的核心,实际上是把历史发展的希望寄托在“贫民”、“贱民”、“流民”和“游民”身上,认为历史是由这些人创造和推动发展的。应该看到,这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党”理论而不是“执政党”理论,是“打天下”的造反理论而不是“坐天下”的建设理论,这一理论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可以说巨大无比的社会动员作用,为一场“新式农民战争”的成功提供了足够的历史合法性。在这一意识形态背景参照之下,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运动自然就取得了崇高的历史地位: “中国的历史 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部农民战争史”( 《周恩来选 集》(上卷) , 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53 页),而“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 《毛泽东书信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230页),以至连那些零星的反社会行动如“打家劫舍”、 “断山劫路”、“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等, 在这一背景下也取得了“革命”的身份。农民战争史研究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这些都毫无疑问是整个社会把“暴力”、“造反”等行为“偶像化”的结果。1949 年后,我们本来不该继续强调这一理论,在意识形态上本来应该完成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调整, ———认识到“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 “‘打天下’可以使用‘革命意识形态 ’ ,‘治天下’则必须使用那些保守的而非激进的,建设的而非‘破坏’ 的意识形态。‘打天下’可以‘冲破罗网’ 、‘越乱越好’,‘治天下’ 则应该强调秩序名分、‘稳定压倒一切’ 。‘打天下’可以考虑依赖那些处在社会最低层的人、边缘人、抛出正常生活轨道的人、‘梁山好汉’、 ‘绿林豪杰 ’甚至反社会分子等,‘治天下’ 则应走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道,以该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中产阶层为基本队伍。 ”(王学典: 《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 山东人民出版 社 2002 年版,第 383 页)学术界、思想界对“革命意识 形态”的反省事实上早在 80 年代初就开始了,但已有的反省并未形成广泛的共识。进入 90 年代后,知识界和整个社会才普遍认识到“革命是不得已的事情,最好不要革”、“马上打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一股被称为“保守主义”的思潮于是席卷天下。“农民战争史研究这一学科在最近十几年的突然消失”,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背景在短期内发生了巨大转换所致。提倡了几十年“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人们仿佛突然意识到: 当日益深入的改革所导致的利益调整造成大批失业者出现、当“三农”问题日趋尖锐、当贫富悬殊日益 加大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渐趋紧张的时候,我们还在坚持以那种“革命意识形态”来解说、 诠释中国历史,还在强调以农民的暴力反抗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出路所在,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革命”、“暴力”本身长期以来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一种价值,一种追求,一种荣耀,一种时尚。推崇农民战争,农民战争史成为前 30 年史 学界历久不衰的“热点”,现在看来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暴力认同”的一个集中而突出的表现。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热与冷,当然直接源于它所依托的 这种意识形态的热与冷。时过境迁之后,我们看到,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化,不仅表现在这一学科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更表现在这一学科内部所提出的引发长期论战的几乎所有“问题”,也无一不具有或强或弱的意识形态命题的性质。也许只有后面这一点才更足以显示某一学科被意识形态化的深刻程度。
稍加考察近 50 年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实况,就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这一领 域其实并未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关注焦点放在“研究”上,而是一直放在了“评价”上。几乎所有论战都围绕着如何“评价”而展开。众所周知,“研究”是一回事,“评价”其实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尽管两者无法完全剥离: “研究”重然否,而“评价”重是非; “研究”重证据重材料,而“评价”只能乞之于某些“准则”。因此,任何对“历史”的评价都是根据“今天”的标准和尺度进行的,严格的讲,任何“评价”都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更进一步的讲,都是“今天”对“历史”的侵略。近 50 年的农民战争史学界尤其如此。
1949 年后迄今,依时间顺序,农民战争史学界先后围绕着下列问题展开过范围大小和激烈程度不等的论战: 历史上的农民能够组织自己的(农民自己专政的)政府、自己的政权吗? 起义农民所建立的机构组织如“太平天国”是不同于“封建”乃 至于“反封建”的政权吗?“私有性”与“革命性”哪一个是农民的更本质的属性? 农民有无自己的思想武器还是用一种“封建主义”反对另一种“封建主义”?“皇权主义”和“帝王思想”究竟是否农民自己的思想? 农民战争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 中国农民战争是否具有反对“封建制度”、“地主阶级”和“皇权制度”的性质,还是只反对“个别的地主”、“个别的皇帝”和“个别的官吏”,或仅仅是“取而代之主义者”? 农民战争后新王朝的“轻徭薄赋”是“让步政策”还是“反攻倒算”? 农民战争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还是“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以“等贵贱,均贫富”为核心的平均主义对农民战争的成败而言是功还是过? 等等。(参见王学典: 《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 第 306-366 页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如果仔细推敲一下上述每一个命题,再稍稍检阅一下相关文献,我们就会发现: 第一,上述论 战根本都不是在学术话语系统中而几乎全是在流行的“革命话语系统”也即“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展开的,论战使用的几乎所有概念、术语、范畴都是用来分析、指称当时的革命当时的现状的,根本与历史上的农民、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搭不上边。如“‘私有性’与‘革命性’ 哪一个是农民的更本质的属性”这个命题,完全是现实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完全是在分析现实革命中的所谓敌我友的形势时所产生的问题,压根与历史上的“农民”无关,完全不需对历史上的“农民”作这种分析与判断,所以像“革命性”与“私有性”这一类的概念根本就不能施之于历史上的“农民”和“农民反抗”。另外,像农民起义“反不反封建”、农民战争的“自发性”与“自觉性”等等,也完全是套用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运动”所作的经典分析,也与历史上的造反农民风马牛不相及,严格地讲,这一类的问题也是标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不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中的问题。再进一步地说,上述“问题” 完全都是些所谓的“假问题”。第二,上述几乎所有命题的提出,都以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大历史事变为背景,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是一场举世公认的成功了的“农民革命”、“农民战争”,于是人们就从中生发出许多联想,如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若领导得正确的话, 是否也有这种成功的可能? 农民在起义过程中是否也像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所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和“边区政府”一样也能建立起自己的“政府”? “农民政权”的性质一类的论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自然而然,这些论战的意识形态效用之一, 就是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历史合法性: 说农民战争失败了,那就等于是对中国革命成功的反衬; 说农民战争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那则等于是认为中国革命是这个动力的继续,中国革命以历史上千百次农民战争为自己的先驱; 说历史上的起义 农民所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政权”,那就等于强调和突出“新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性质; 说历史上的起义农民能够建立自己的“政府”,那则等于说“新中国”的建立是千百年来历代农民梦想和追求的实现。总之,落脚点都是现实。第三,1949 年后的许多农民战争史论战, 不仅在“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展开,也不仅是许多命题具有若干意识形态性质,更重要的是,许多论战包括许多引发论战的命题中,大都充斥着强烈的现实政治诉求。要理解这种“现实政治诉求”,看来必须将这些论战嵌入到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 1949 年后至 80 年代,中国社会风云迭起、 运动不止,从基本的方面看,这时政治冲突的轴心,是按照农耕文明及其价值指向(如“等贵贱,均贫富”、 “凡天下皆一式”的平均主义)来引导中国呢,还是按照工业文明及其价值指向来引导中国? 而主要矛盾是,是农村、农业和农民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塑造还是让城市和工厂企业继续置身于农耕文明形态的笼罩之下? 倾向于前者的,说农民主要是个“小私有者”,“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倾向于后者的,则说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农民主要是个“革命者”。总之,当年农民战争史领域里的激烈论战,从某个方面看,是 当年治国方略选择上的农耕文明取向与工业文明取向冲突的折射。农民战争史研究、特别是对农民的评价问题在以往为什么会如此敏感,“丑化历史上的农民”为什么会成为一顶巨大的政治帽子, 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因为不管你自觉不自觉,在时人看来,这都透露了你的现实立场。———在以往的中国,对农民思想水平估计的高低常常是一个人政治态度或阶级觉悟的表现。
无论怎样,进入九十年代后,农民战争史这朵 “金花”确确实实已经凋谢。如上所说,“五朵金花”中的每一朵的盛开与凋谢全都有意识形态背景,但数农民战争史这朵金花的意识形态之累最为沉重。那么这朵因意识形态的浇灌而特显鲜艳的“金花”在学术史上是否就因此没有自己的地位了呢? 当然不是! 这里牵扯到如何把握意识形态与学术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笔者近十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对学术而言,意识形态是否总是消极因素、负面因素,有无正面价值、有无积极的推动学术的一面? 笔者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在笔者看来,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最为深透。在他看来,“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因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没有考虑到的”。他举例说,直到 20 世纪后期,英国工人运动史仍主要由那些同情这项运动的人在研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正统”或“主 流”历史学家对这项研究还根本没有兴趣,到了现在,研究下层民众的历史才业已蔚成风气。霍氏由此断言: “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没有与党派偏见相分离———没有党派偏见,某些学科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这是无可否认的。 ”( [ 英] 霍布斯鲍姆: 《史学家: 历史神话的终结者》,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版,第 153、154 页)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这一学科从无到有到成为“金花”一朵,为霍氏的上述论断提供了又一坚实例证。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没有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成功,总之,没有前述“革命意识形态”,就不会有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史研究。而农民战争史研究这一学科毫无疑问是推进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动力之一。正是这一动力,使中国史学界呼应了国际史坛所发生的最新变化。
西方权威的学术史家断定: 直到 20 世纪初, 渗透在西方历史著作中的实际上仍是贵族的观点,到这时,历史学家的眼光仍“看不到人类生存的全部领域,而集中在决策者身上,集中在制定与执行政策的杰出人物身上。一种贵族的偏见支配了历史研究。大众历史,日常生活史和人民文化史都没有历史价值”( [ 美 ] 伊格尔斯: 《历史研究国际手 册》, 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5 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到 1955 年前后,历史研究的观念才有了极大的发展,“相对来说,它更少地研究传统杰出人物,而更多地研究广大社会阶层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再几乎全面研究高级文化,而是去研究大众的生活方式……和大众的态度”(同 上,第 9 页)。在伊格尔斯看来,这一世界范围内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有关: “马克思主义史学明显地影响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他们的视线引到历史中的经济因素,引导到他们研究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 ”(同上,第 14页)因此,一种写“从下往上看”的民间历史的风气渐渐形成并很快蔚成大国。中国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及其繁荣可以说是对“从下往上看”的著史旨趣的一种走向极端的诠释,而这一点恰为意识形态所导致。
国际史坛上的写“从下往上看”的著史动向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农民战争史研究,因此这一研究当然自有其不可轻忽尤其是不可抹煞的学术史意义。这一意义首先表现在它促成了由贵族史、精英史研究占主流地位的中国史学界向大众史、民间史的大幅度倾斜和转移,为中国史学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和学科。事实上,从梁启超开始,中国史学就启动了从贵族史向大众史的转移过程,中经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的努力,渗透在中国史学中的那种顽固且强大的“贵族偏见”才得到初步的清算。但直到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这一学科出现以后,被“贵族偏见”所笼罩的中国史坛才真正走出“王朝体系”而置身于民间社会。所以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术史意义首先在于,它使整个中国史学界的目光前所未有地聚焦于民间社会。表面看来,近 20 年间,农民战争史研究已归沉寂,尤其是人们对相关理论问 题的热情早已冷却,但它所导引的“从下往上看” 的研究取向事实上仍在今天的“新社会史”、“区域社会史”、“村落史”、“乡村社会史”等领域中继续, 或许对民间社会、对“小人物”、对“底层的历史”的全方位关注才是几十年来农民战争史研究所收获的最终果实和真正归宿。
近几十年来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遗产,是相关资料的系统搜集与整理。其中荦荦大者有: 安作璋的《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张泽咸 和朱大渭的《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王永兴的《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张泽咸的《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何竹淇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杨讷和陈高华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郑天挺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国人民 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农民 战争史资料选编》、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8 册和《义和团》4 册,等 等。这套总计一千多万字的资料汇编,可以说是一部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下层社会的百科全书。尽管已问世很久,但其中所蕴藏的丰富社会史民间史信息资源迄今仍未得到充分的开采与挖掘。这套资料的搜集与编辑无疑以农民起义为主轴,这当然会有它的许多限制。但在“二十四史”这样的“王朝史框架”内,若没有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发生,一般它是不会容纳下层社会的。所以,农民、流民、游民等边缘人、小人物、引车卖浆者流,他们的生存状态尽管对今天的史学界十分重要,但却大都已沉埋在漫漫长夜中,而已经爆发的农民起义则像一道闪电,把夜幕撕破,使下层人的部分苦难与挣扎得以暴露。尽管这些东西暴露在历史的非常时期,但完全可以据此研究推断历史上的下层民众的常态生存。所以,这套资料的价值弥足珍贵,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它完全应该成为一套研究两千年来底层社会的基本资料。
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术积淀绝不止上述两端,甚至它们可能不是最主要的。提出上述两端只是意在说明,以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虽然基本上是一笔意识形态遗产,但如何从中将珍贵的学术成分剥离出来,是当前的学术界所应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对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农民暴动的研究仍应继续,不过,这种研究今后必须移置于学术语境中进行,所以,必须重建这一研究赖以进行的学术基础。对以往的农民战争史遗产进行学术史的过滤、嫁接与转化,无疑是这种重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泼脏水时连孩子也一起倒掉,在摒弃一种过时了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时连其中的学术成分也一起付诸东流,归根结底并不是一种可取的立场与态度。
意识形态与学术之间,看来可能存在着复杂、 微妙而多面的互动关系,把两者看作是绝对的不相容或势不两立,与把两者看作是一而二、二而一,都有问题。意识形态可能有害于学术,也可能有利于学术; 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趋利避害。检讨近 50 年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这是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之一。这一结论也完全应该成为我们衡估半个世纪以来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价值准则。
转引自：《史学月刊》 2005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