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1日，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学术务虚会，就如何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具有哪些独特智慧和当代价值两个问题，听取有关专家意见和建议。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徐惟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先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清华大学教授钱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北京大学教授许抗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卫平、四川大学教授舒大刚等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发言。会议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滕文生主持。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卢德之、秘书长牛喜平以及副秘书长、相关专业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秘书处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滕文生会长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问题，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倡议。其中有两个问题尤其需要我们加强研究并认真落实：一是努力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二是要充分认识和挖掘亚洲各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东方智慧和亚洲价值，并倡议开展亚洲文明对话，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希望学者们围绕但不限于这两个题目发表高见、建言献策，为儒联工作的开展提供智力支持。

关于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学者们认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现实可行的。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谈了看法。徐惟诚认为，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目的是要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让其在今天继续发挥作用。为什么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主要是因为今天的社会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不进行转化和创新，就没法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单就人们的道德修养来说，当前，中国正在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这就给社会道德的培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古代中国社会，村社、茶馆、洗衣池等都是人们聚集的经常性场所，人们聊聊家常，谈谈家务事，这对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是个很好的监督。但现代社会，城市里的人们多住在楼房里，楼上楼下、甚至对门都不认识，“老死不相往来”，乡村也是，人越来越少，剩了些老人、妇女、儿童在家，而且还多数时间在家里看电视，各过各的，邻里关系淡了，传统的对人们道德修养进行客观监督的一些场所不在了，条件发生了明显变化，进而社会道德状况也出现了下滑。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应该着重研究人的道德养成机制，人人都有“仁之发端”，但如何将“仁之发端”保持好并不断发展壮大，除了道德教育和个人修养外，还需要外部环境的监督和约束。具体来讲，一方面要抓住中国人好面子、“知耻近乎勇”的人文传统，加强道德教育；另一方面，需要在道德养成机制和方式方法上进行一些创新。在这方面，新加坡通过对中华文化的转化和发展，把法律约束、舆论监督与道德引导相结合，提高社会道德整体水平的做法值得借鉴。陈先达认为，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首先从区分文化和文明的概念入手，文化具有积累性、继承性和不可取代性，文明则具有可取代性，所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对象是文化而非文明。由于文化具有积累性、继承性，所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积累和继承的问题。可以通过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吸收不同理论框架及不同语言体系的文化的基本观念、基本理念，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还提出，在当代中国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时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和人类一切文化的有益成果，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从而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文化，实现理论对现实的关照。此外，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要注意处理好原汁原味与返本开新的关系问题。万俊人认为，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许多经验值得深度研究和借鉴，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马克思通过“批判的扬弃”汲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内核，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实现了对近代西方古典哲学的革命性、科学性的转化和创造性发展，而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把其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这堪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马克思·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及发展，也是在对天主教的原始教义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实现的。舒大刚主张从新出土的文献资料、新的经典体系、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经典阐释等角度来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陈卫平认为，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面临三个现实问题，即城市化、全球化、传统文化的边缘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给城市面貌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农村的传统的乡土文明和耕读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技术的，也是文化的，在全球化浪潮中，大量的西方文化思潮传播到中国，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在城市化、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也出现了边缘化的倾向。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管理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对政策中所包含的价值导向、道德影响进行正确评估，确保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落到实处，确保中国文化的根和魂不能丢。许抗生认为，儒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从这一特定意义上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命题可以凝炼为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未来的“新儒学”绝不是原封不动的传统儒学，而是经过了现代诠释和改造之后的，符合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新的儒学。

关于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具有的独特智慧和当代价值，学者们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前瞻意义和战略意义。如果说，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侧重于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今日中国治国理政的借鉴作用的话，那么，挖掘和利用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具有的独特智慧和当代价值，则是侧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借鉴作用。牟钟鉴通过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对比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间接解答了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具有的智慧和价值。他认为，西方文化是一种知性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究其根源来说，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本位和排他性特征难逃其咎；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德性文化”，这种文化倡导和而不同，承认不同国家之间文化多元、利益各异，主张协和万邦、以德为邻。张立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深邃的智慧，他从宇宙观、思维观、生态观、人性观、德业观、知性观、价值观和文明观八个方面阐述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别。钱逊认为，儒家思想中的“和”的理念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智慧。其中，“和实生物”是宇宙观，“以和为贵”是根本价值观，“中庸”是达成各得其所的根本方法。这些思想对处理当今的国际关系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他还提出，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需要处理好一般与个别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韩震指出，倡议开展不同文明对话，建立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就是要在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领域，发出中国声音，增加中国在其中的话语权。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领域的话语权，一直被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但实践证明，西方国家奉行的一些国际关系和外交理念，并不能带来世界的长期和平与发展。在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领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张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思想，相比于西方文化的一些思想、理念，更具有普遍性，更有利于消弭成见和矛盾、减少战争和冲突，有利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梁枢具体阐述了“共同体”概念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厘清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与“魂”，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进一步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接受，有利于历史文化与现实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和融合。

本次会议是2013年后国际儒联再次召开学术务虚会。召开这类务虚会的目的，主要是发挥务虚之用，就儒学和儒联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听取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和建议，以利儒学的研究、教育、传播、普及、应用等各项工作。今后，国际儒联还将不定期地召开类似的务虚会。（文中专家观点，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未经专家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