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先生在中国当代学术界是一位重要的学者，如果不用思想家的概念，也可称得上是一位有思想的学者。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他的学问特别有深度。做学问的人很多，但是学问有深度的人却不多。庞先生在他涉猎的领域都有独到的建树。王学典先生曾帮助编了四卷本《庞朴文集》，是庞朴先生生前对自己一生学术成果的一个定稿。但是对庞先生其人的评价来讲，却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深层的世界没有完全向我们展开。这个可以理解，有真思想或是有特殊经历的人，他的深层世界总会有特定的保留。不过，庞朴先生的经历还不算复杂，比如他不是右派，他也没有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是他内心的创痛并不比打成右派的人少。他对时代的风气领会和关注比别人更明晰一些，但是他没有表露出来。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是江苏人，带有一些地域性特点，再有他的整体的经历，还有他学问的门类，他实际上虽然是历史学出身，但是他研究文化哲学（用八九十年代流行的话说，是中国思想上的文化研究），所以可能不是很显露。
他的思想深层在某种程度上是封闭的。一些有智慧的人会感到孤独，因为有些话只能向最好的朋友讲，但是这样的朋友不容易遇到。可以说，大多数的有思想的学者一生当中都遇不到这样的好朋友，从嵇康到陶渊明、刘勰，他们都感到人生的孤独。陶渊明写“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淡美初交，利乖岁寒”。这是对人生的感悟。一个人活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朝代的变化给他留下深层的烙印很多。陶渊明的作品看似很少，但他的内在深层的感触实在太深，化作淡泊，可仍然掩盖不住他深层的忧伤和感慨。能了解他的只有陈寅恪一人，梁任公讲陶渊明的思想跟刘宋的政权交替没有关系。陈寅恪不赞成这一说法。这是古人。庞朴是有思想的学者，他的内心也有忧伤，他好像并不十分欢快，你很少看到他开怀大笑。我跟他接触并不算少，但是也不能跟他完全交心。据我了解，跟他交心的人也不是太多。今天，我们了解一个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的内心为什么相当程度地封闭起来？这是思想史的课题。不止庞先生一个人，你能看到真正有大思想的人，谁真正打开了自己的思想？讲到这儿，我们内心也很不平静，为什么一个有思想的人、学者，内心世界不能完全打开？其实应该是完全打开的。如果庞公的思想世界打开，他的成就会比现在高出三到五倍。他是在一种拘禁当中做学问，那是难能可贵的，他突破了某种东西，这使他在学术上获得成绩。他一旦涉及一些具体的问题，像火历问题，那是单独发现，刚才冯建国先生讲到一分为三，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可认可的程度还可以讨论，到底是三还是二，还是合二而一？我觉得三也好，二也好，最后都是归于一，分是殊，但是正好是朱子讲的理一分殊，但是最后都归到一。
他去世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我的文章也不能全打开，有些层面不能全讲。他跟我说过一些特殊的话，我说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的思想不能全打开。他说你能全打开吗？我说我好像比你好一点。他说你年轻。我说你的能力应该发挥更多，他说最好别发挥更多，发挥更多就没有我了。这是原话，我文章里没有具体写。他是真正有能力的人，不仅学问有深度和能力，在事情上面也有能力。其实，他内心还有苦闷，他有更多的才能需要展开，可是没有这个机会。我们看以往的大学者，他们开展的程度都相当之高。比如有些学者年轻时办刊物、当中学教师，进入社会，有的参加辛亥革命、打仗、尚武，他们都有这样的抱负。陈寅恪是最安于书斋的学者，但是驱赶曹云祥校长的时候他参加了，而且跟学生站在一起。这很有意思。
我讲这些事情是由庞公引出来的，一个最优秀的人智慧是多方面的，常常觉得自己还没有发挥，庞公就是这样。他是我见到的聪明而有才能的人。对庞公这方面的探讨是一个思想史的课题。庞先生的这些思想并没有展现在著作当中，他也没有写自传之类的，当然他也可以写，但是我想他可能也不愿意写。很多人写自传，但有些大学者如钱锺书就不赞成，说自传都不可信。
感谢山东大学，感谢王学典、冯建国先生，冯先生是专职照顾庞先生，他晚年有一点臆想症，感觉好像有人迫害他，冯先生讲是不是一种遮蔽？我觉得还是他心理的真实表露。我年龄比他小，但是我心灵的打开也很迟，内心长期有一种忧虑，我不知道在忧虑什么，其实很多事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一搞运动好像我就是目标。实际上大多数运动跟我没有关系，没有整我。但是我总是感到一种好像跟我有关系的东西。我比庞先生年轻十多岁都有这个感觉，很多那一辈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文化环境，让最优秀的人才感到无忧无虑，这是中国学术前途的基础和条件，没有这个，学术怎么发展，都打不开。
庞先生是一个优秀的人，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学问可以做到什么深度。但是他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有一段他对方以智感兴趣，注疏《东西均》，但他没有做完。方以智研究是学理上的难题，现在也没有人真正做。这个事情我问他为什么不做了？他说，太难了。我说你做完以后我给你出版。他说不干了，太难了！
李中华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2月30日 07 版）
我认识庞公比较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巴黎，教科文组织让我带一封信给他，因为那时庞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研究课题的国际编委。他们好像弄不清庞先生的地址，失联了。我太太在教科文工作，所以他们就让我给庞先生带封信。我那时候只是听说过庞先生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儿。教科文组织的这套丛书选择庞公作为编委，中国学者中可能就他一个人。虽然当时我对庞公思想不了解，却因此对他印象很深。
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筹建，很多学者都到北大去开会，包括一些年纪很大的，像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周一良先生，任继愈先生等，李泽厚、庞公，包括我的老师朱厚琨先生，他们都还是中年，我是在那个时候得以认识庞公。无论是读他的文章还是听他讲话，都感觉到庞公思想性很强，看问题能入木三分。他每说出一句话，谈一个问题，都有一种天然的逻辑性。我想他的学术研究和一般学者不太一样，与他的语言能力，思维敏锐以及洞察力、思辨力很强有关。刘梦溪先生像对庞公画像一样，说得非常到位。与庞公没有长期密切的接触，我们感受不到他的魅力，他的思想有魅力就在于他对任何一个问题的看法都有逻辑的思考。如果说他是这个家那个家，他首先是一个最善于思考的学者，他说出来的东西，写出来的东西都具有思想家的特质。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是从哲学到中国哲学，再到中国文化这么一个历程发展过来的。所以他的思想有特殊性，一般的学者很难做到。80年代文化热，庞公是这个思潮的引领者，很多文章，如对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传统、现代，以及对文化本身的思考，在当时都很有影响。
他的著作分为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三个阶段，70年代主要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而70年代到90年代都是建立在50年代后期对哲学的最基本的思考之上。他对马克思主义也有独到的看法，他更重视逻辑，这就是刚才牟钟鉴先生讲的他对黑格尔三大规律的研究。
庞公的思想品格，人格，和他的文章一样，很深厚，很难见到底，在他身上潜伏着一种孤独。他有一篇文章，好像是在钱文忠给他编的集子《蓟门散思》里，序言里有一句叫“独学无友”，在黑暗中摸索。我印象最深的是“独学无友”。在庞先生心里，他和一般学者也不太一样，他不能完全把自己心底的东西拿出来。这和他的文章风格是一样的。但是他为人很诚恳，我和他交往20多年，是师长和朋友，也说一些心里话，但无论谈到什么事，他总是淡淡的笑一笑就过去了。
和老一辈思想家、哲学家、学者比起来，庞公领域比较广博，学术视野很宽。这从他留下的文章和专著可以看出来，而且，从理论的建树到考证，他都擅长。从传统的文献到地下出土的简帛也有很深入的研究。
现在80岁以上的学者，大致应该算第二代学者（第一代如冯先生、梁先生，现在要100岁以上），这代学者中，在学术界有影响、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也很有限。庞公应该说是第二代学者当中最有思想建树的一个。我们对他要做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刘梦溪先生的发言，是一个很深刻的提示。
李存山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2月30日 07 版）
庞先生是我硕士论文的答辩委员，我也算是他的学生。回想起那段岁月，对我的学术成长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庞公。我在北大读书时，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比较多一点，后来到了《历史研究》杂志社，杂志社近代史的传统比较强一些，能将近代史和古代传统结合起来，其中庞朴先生对我影响最大。
1978年，庞朴先生在《历史研究》发表的《孔子思想再评价》，在我看来，是可载入史册的。好像在一篇访谈当中，庞朴先生说，当时写这篇文章是冒着要掉脑袋的风险。庞朴当时得风气之先也是和《历史研究》，和当时的环境有关。我听到杂志社的老辈人回忆，文革后期，黎澍、丁伟志、庞朴等几位先生经常议论时政，他们当时有一个看法，认为文革结束之后，应该主张思想解放，批判封建主义。像庞朴先生写出《孔子思想再评价》，我听丁伟志先生讲他也写过一篇类似的文章，也是参加什么会议，也发表过。不过影响最大的是庞朴的《孔子思想再评价》。现在不太了解当时情况的人，认为这是重新评价孔子，是从港台新儒家引入到大陆的思潮。实际上不是这样。当时《历史研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在文革时期《历史研究》恢复出刊，但到文革结束后那段时期，刊物仍然很少。庞朴先生当时是《历史研究》主编，发表那样一篇文章，有他独特的地位和环境。这篇文章开启了新时期以后孔子思想的再评价和儒家文化研究。
记得那时候，我要从北大到杂志社工作了，暑假期间专门读了庞朴先生的论文集（好像是《沉思集》）。庞先生在文革前对儒家已经有很深入的研究。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他是一个推动者、引领者，当时出了很多名家，庞朴先生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再一个就是在简帛研究方面，庞朴先生是我们很多人的引路人，他担任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期间，推动简帛研究，集合了一批人，使很多原来没有接触过简帛研究的人都参与到上海博物馆的研究当中。
1984年5月初，赖永海要到南大读博士，《历史研究》到北大去找接替赖永海的人，所以我五一之后就去了杂志社。主编和副主编的办公室和哲学编辑室隔着一块三合板，实际上是把一个大屋子分成两边，我在那期间和庞公有过一些接触。80年代，庞公有着特殊的地位，被称作庞公，那时候称“公”的很少。像任公，还有石公，再一个是庞公，别的称“公”的不记得有谁，当时就是这“三公”。那时候称先生的是冯友兰。
我的硕士论文给寄给庞公的，后来通知庞朴先生，说哪天要答辩了。在《历史研究》主编的办公室里面，他说我要给你提几个问题，他提出的几个问题，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记得有一个是“气”能不能作为概念范畴。我觉得这个和元气意思差不多，都在用。后来我也都查了文献。另外一个问题给我印象也很深，我一直比较困惑，到现在也没有想清楚。但从中可以看出庞公读书的细致。《国语》里面讲“阳气俱蒸”，庞公提出：既然是俱，那么能不能理解成阳和气都在蒸发？当时我的理解就是阳气都在往上蒸发，庞公提出能不能分开理解阳、气？我答辩的时候他也没有再提，当时我也答不出来，现在我也仍然觉得是个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庞公读书看问题的细致，精微。他思维的缜密，在学界是非常突出的。
刘梦溪对庞先生的刻画确实非常形象，他说作为人文学者，他的头脑如数理般精确，是学术界的电脑高手，思辨力惊人。这一点我印象非常深。庞朴先生到了山东以后，山大儒学高等研究院组织第一次会议，我当时看到会议材料里面有一篇《山东大学报》对庞朴先生的访谈，其中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儒学研究院和儒家文化研究院有什么区别？庞朴先生就讲，儒学和儒家文化是个什么关系？他讲到，儒学是儒家文化中的精髓、精华的部分，是讲学术、讲道义。儒家文化是分成三个层次的，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思想观念层面。非如庞朴先生思维之缜密者是讲不出那么清楚的问题的，后来过了一年，我讲国学与中国文化，国家学术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我把留了一年的《山东大学报》又找出来，我说庞朴先生讲儒学和儒家文化是什么关系，代进去讲就是国学和中国文化是什么关系。国学应该是中国文化当中学术知识的精华的那部分，或者是精英文化那一部分。庞朴先生在文化理论分析概括和分析它的结构这方面，是非常突出的。当时我在博客上写过一个短文叫《庞朴谈儒学与儒家文化》，由此而谈国学与中国文化。
去年，有一个在我们学报工作过的人，说要编一本社科院学者的故事，打电话来问，我不好意思推辞，讲了两个。一个是丁伟志先生，他说要下地狱我先下。编辑室主任说你要下我们跟你一块儿下，当时确实有那种风气。庞朴先生作为主编也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庞朴先生教我学电脑。大概是在1993年期间，庞朴先生对电脑已经很专业了，我的电脑知识就完全是庞公教的，从1993年的286，到后来的386，到WIN95，一步一步都是他教的。他还专门到我家去用PC2，那时候WIN不行，他教我用PC2怎么删，怎么格式化，怎么用鼠标，一直到输入法等等。跟电脑怎么玩儿，下围棋，这也都是跟庞公学的。
1987年，《史学情报》上发表了一篇庞公访谈，题目是《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这篇访谈把庞公关于文化理论的基本的见解都讲到了，一个是关于文化是人本质的展现和成因，这是庞公对文化的看法。庞公说文化既是进化发展的，又是不同类型有民族特点的，时代性与民族性不是互不相融，而是互相促进的。庞公的辩证法思想（有人说化入骨髓），可能突出表现在庞公对于文化理论的阐述上。比如时代性与民族性，既讲了时代性，就是文化有进化的一方面，又有多元的，讲到民族性与全球化的一些问题，另外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互相联系，形成一个系统，这里面讲到文化有其器物层，制度层，思想观念层，这三个层面形成一个系统，构成了文化的有机体。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无异于是文化结构三个层面的逻辑展开，它表现为物质层面变化的洋务运动，制度层面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及心理层面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结构的三个方面可以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予以说明。记得在90年代庞公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那篇文章是我发的，发的时候，杂志社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唯物史观讲生产力是基础，庞公提出文化的思想观念是核心层面，这应该怎么理解。我当时回答说文化研究本身就是要补充对于唯物史观简单化、机械化的理解，所以它本身和唯物史观有所不同，也可以相融。那篇文章讲到了这个问题，和近代转型这个逻辑结构。我到现在经常在讲这个问题，就是从1840年龚自珍、魏源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已经遇到一个思想观念的问题。我觉得庞公这方面讲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有，庞公说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人文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争论，有人认为，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才出现的问题，中国古代没有文艺复兴，何来人文主义呢？庞公说，西方的人文主义是相对于中世纪的神文主义而言的，我觉得庞公讲得非常对，我后来也经常讲。西方主要把人看作自然的独立的个体，有独立人格，中国主要把人看作是社会的群体的分子，这是一定关系的角色。这两种看法都不够全面，合理的关联应该是二者的统一。这个也是非常辩证的，就是他是群体中的一分子，又是有独立意识的个人，所以他既是演员又是角色，这也是庞公的辩证法。
庞公说王权主义，讲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是王权主义，和人文主义能协调吗？王权主义是人文主义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势，是人文主义在一定发展阶段表现于政治方面的形式。我想人文主义是就整个文化而言的，人文主义是哲学方面的派别，人道主义是伦理学的概念，王权主义是政治学的概念，他们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别。那个时期庞公分析得这么精细，的确有惊人的思考力。
二零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社会上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我写了《人本与民本》，提出人本是文化概念，民本是一个政治哲学的概念，可能是在这方面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庞朴先生的影响，应该说庞朴在文化理论方面是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的。
（本版文章根据刘梦溪、李中华、李存山会议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