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学的任务有三：一是确定版本的性质及年代；二是确定版本的质量；三是理清版本的源流。校勘学的任务有二：一是改正古书的错误；二是保存古书的异文。

一、版本学的任务

面对一部古书，第一个任务是要确认书名，确认卷数、著者姓名、著者朝代，确认是什么版本，是刻本，还是写本，或其他印刷本诸如木活字本、套印本、石印本、排印本、影印本等。写本又分为手稿本、一般抄本。确认了版本形式，再确认产生这一版本的时间，以及刊刻或抄写的人，出自家庭、地方政府、朝廷部门还是书坊等。例如日本足利学校收藏的《附释音毛诗注疏》二十卷(七十子卷)《诗谱序》一卷，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释文，南宋福建刘叔刚一经堂刻本。这是版本鉴定的第一个任务。

版本学的第二个任务，确定版本的质量。例如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周易注疏》卷末有主持校刊者之一的朱良裘跋，说：“得文渊阁所藏不全《易疏》四册，则上经三十卦厘为五卷，始知孔疏王注已分六卷为十卷，合之韩注三卷，而十三卷自备。臣良裘偕臣林枝春、臣闻棠、臣吴泰，昕夕考究，凡监本舛错谬讹之处，证以旧本，如覆得发，如垢得梳。惜自《晋卦》以下，旧本残缺，然监本之不可复读者，已十去其六七矣。”朱良裘跋所说的文渊阁旧藏不全本《易疏》四册，究系什么版本，他没有说明，只称为“旧本”，那么他的第一个任务判断版本的年代没有完成。但第二个任务，判断版本的质量，却有重要的发现：与监本比较而言，“旧本”显然是一个错误较少的善本。而相比之下，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就是错误较多的版本。当然我们还可以推出对武英殿版本质量的基本评价，是一个质量较好的校刊本。朱良裘所见的“旧本”究系何种版本呢？这个问题需要寻求旁证，后面再说。

版本学的第三个任务是厘清版本源流。例如阮元《重刻宋板注疏总目录》称：“谨案《五代会要》，后唐长兴三年始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经书之刻木板实始于此。逮两宋，刻本浸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即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也。其书刻于宋南渡之后，由元入明，递有修补，至明正德中其板犹存。是以十行本为诸本最古之册。此后有闽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监板，乃明万历中用闽本重刻者。有汲古阁毛氏板，乃明崇祯中用明监本重刻者。辗转翻刻，讹谬百出。明监板已毁，今各省书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阁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识读，近人修补，更多讹舛。”阮元为我们厘清了注疏本的源流：宋刻十行本(实际是元十行本)→宋十行明修版印本→嘉靖闽刻本→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他同时对各个版本的质量进行了评价。阮元的这个源流总结有什么可取之处，又有什么可以补充之处，下面我们再讨论。以上事例比较清楚地为我们展示了版本学的三个任务。

二、校勘学的任务

校勘学的第一个任务改正错误，是大家一向公认的校勘学的主旨。“校”就是拿不同的文本来比对；或者借助于古书相互引用，来比对引文部分；或者史料互见于一书前后或不同书中，来比对同一史料在不同地方的字句，把不同之处记录下来。这是校异文。“勘”就是改正错误。校勘学是通过校找出异文并进而纠正错误的一门学问。可见从工作程序上讲，要先校再勘。《汉书·艺文志》说：“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刘向校书的目的当然是纠正错误，补上脱文。

校勘学的第二个任务是保存古书的异文。上面说过，从工作程序上看，要先校出异文，再考虑是非。有的异文，当时即可判断是非。有的则要再加考证，求旁证，才可以确定是非。还有的异文，则无法确认是非。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文本，文字异者七百有馀，不见得都可以判断是非。不能判断的，就要先记录下来，不表示态度。对那些年代较早的异文，学术界倾向于全面记录，对待出土文献、石刻文献、敦煌文献，大抵采取了全面保存异文的办法。这不单是校勘学上的需求，还有研究文字流变，以及借助异文考察通假字，进而从事训诂研究的需求。对时代较近的文本，学术界则倾向于有选择地保存异文。在保存异文的问题上，我们应当考虑异文的不同用途，或者说不同学者对异文的不同需求。

刘师培是早期利用敦煌文献进行文字校勘的学者之一，他撰写了一批跋文，发表于《国粹学报》。其中《毛诗诂训传国风残卷跋》，列举异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文多异唐石经，或与《释文》本合，或与《释文》所引或本、一本、俗本合，或与《释文》所引旧本合，或与《释文》所云误本合，或与宋人所引《释文》合，或与《释文》所引或本字形差异而实符，或与《正义》所引定本合，或与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合，或与三家诗合，或与古籍所引合，或与唐石经初刻合，或与宋本合。其与各本并殊者，或系省形，或增偏旁，或异偏旁，或系古字，或系别体俗书，或系音形相近，或系古字相通，或改用正字，或助语不同，或字有损益，亦有初书与各本合而后改之字不同者，亦有确为讹文及脱字者，亦有疑为讹文及羡字者。”而且都列举了实例，最后总结说“均校勘《毛诗》者所当首采也”。刘师培分列的25种异文类型，只有最后2类是错误，前面23种都不是是非问题，而是与古本的种种复杂对应关系，以及字形的不同。毫无疑问，刘师培关心的敦煌本异文，除了可以用来讨论文字是非外，绝大部分是用来讨论古书文本系统的。这当中利用敦煌本订正传世《毛诗》经文讹误的例子一条也没有。他谈到的讹误都是敦煌本的抄写错误。那么刘师培揭示这些异文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两大用途：一是说明古书保存的经典异文自有来历，比如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一作某”，在敦煌本可以找到证据。二是用来说明敦煌本的地位或功用。毫无疑问，刘师培分门别类罗列异文，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进行“文本定位”。这对我们通过校勘手段来进行文本系统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异文是联络文本之间内在关系的桥梁。我们可以明确，校勘学上发现异文并保存异文，在完成校勘学的第一目的“纠正错误”之外，还有另外的目的，而这另外的目的与纠正讹误完全不同，因此我们把保存异文作为校勘学的第二任务。这个第二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或者他人提供进一步从事科学研究的材料。事实上陆德明《经典释文》提供的经典异文，就为刘师培研究敦煌本提供了材料，这是陆德明始料不及的。不过可以断定，陆德明在对待异文的态度方面，是高度自觉的。有人认为校异同而不断是非，是没有用途的校勘活动，又认为底本不误而校本误的不必出校勘记，这就把校勘活动的丰富内容简单化了。

三、版本学与校勘学的相互为用

首先说校勘学要依赖版本学。做校勘之前，必须先调查一部书有哪些版本传世。掌握尽可能多的版本，是校勘的基本条件。这些版本并不一定都要我们亲自去鉴定，大部分版本都经人鉴定过。当然对人家鉴定过的版本，还要确认一下，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这个任务并不特别大。对校勘者来说，真正的版本学任务是，当版本众多的时候，确定哪些本子更重要，非校不可，哪些本子不一定要校。朱子的《论语集注》，世间的版本可以说无数，难道都要去校吗？显然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必要的。一般认为，年代较早的本子无论如何要校。年代不太早的本子，要看在流传过程中是不是处于一个环节，如果处于一个环节，也是必须校的。如何确定某本较早，如何确定某本处于该书流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那就要借助前人的研究或记录。上面引到阮元的《重刻宋板注疏总目录》，他提到宋十行本、十行本明代递修本、明嘉靖闽本、明万历北监本、明崇祯毛氏汲古阁本，当然还有他自己在南昌重刻的十行本，这些在一个锁链上的版本是应当校的。虽然阮元说这些本子“辗转翻刻，讹谬百出”，但是一次又一次刊刻中，有没有进步？不校还是不知道的。当然对十行本、闽、监、毛本，甚至阮元本，如何评价，也是研究古书的人想了解的，甚至想深入了解的。单凭阮元这几句话，还是笼统了些，满足不了学者的要求。客观事实也不尽如阮元说的那样，事物本身的复杂性，要大大超乎我们的想像。

我们在从事《尚书注疏汇校》时，根据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了解到，除了阮元提到的版本外，还有以下重要版本：一、南宋刊单疏本《尚书正义》二十卷，日本宫内厅藏。1929年大阪每日新闻社影印，1935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又据大阪影印本影印。二、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八行本《尚书正义》二十卷，日本足利学校藏一部，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据以校勘。日本弘化四年熊本藩尝据影抄本影刻之。日本另藏一部八行本，杨守敬从日本购归，现藏国家图书馆，《古逸丛书三编》影印，《中华再造善本》又影印。这个本子刷印比足利学校本早，错误比足利本少，但缺少四卷，日本人据熊本藩本影摹补入。三、蒙古时期平水刊本《尚书注疏》二十卷，铁琴铜剑楼旧藏，今藏国家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影印。该本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原缺，清初人抄配。这四卷抄配，钤有季振宜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近代书目都定为“清影蒙古抄本”。其实只是仿蒙古抄本，讹误甚多。国图另有一个平水本残本，保存有卷六《禹贡》，可以配合校勘。四、南宋福建魏县尉宅刻本《附释文尚书注疏》二十卷，半页九行，与刘叔刚一经堂宋十行本相似，只是半页少一行，台北“故宫”藏，1989年台北“故宫”影印。五、明永乐元年刻本《尚书注疏》二十卷，台湾“中央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各一部，中国大陆没有。这个本子半页八行。台湾那一部是天一阁旧藏，天一阁定为宋本，民国间张钧衡获得该书，托缪荃孙主持，请陶子麟影刻了。其实是永乐本。陆心源那一部归日本静嘉堂，倒是定为明本，但却以为是“明覆宋八行本”。究竟是不是明覆宋八行本呢？覆刻的是哪个宋八行本呢？因为宋八行本大家都知道是两浙东路茶盐司本，此外并未听说有另外一个八行本。六、清乾隆间武英殿刻本。这个本子阮元没有提及，并非他不知道，当时的官版，就像今天的中华书局本，但是他没有用来校勘，原因不明，大概是以为当代的本子没有必要校。《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都从武英殿本来，又有所校订，可以算作一个系统的本子。这六个本子当中的前五个都是稀见的旧刻本，那是非校不可的，阮元没有校，是因为没有掌握这些本子，而不是看不上。我们把阮元提到的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加上宋刊单疏本、宋刊八行本、蒙古平水本、南宋福建魏县尉宅本、明永乐本、清乾隆武英殿本、嘉庆阮元南昌刊本，都列入校本。这就是借助前人版本学成果进行校勘的最好例子。有了这样的版本信息，我们重新进行《尚书注疏》的校勘就有了信心。也就是说，校勘工作的成败首先取决于版本资源。

接下来要确定一个底本，用这个底本作轴心，四面出击去一个一个校其他的本子。什么本子可以作轴心呢？首先要从《十三经注疏》角度通盘考虑。学界总想把眼光投向早期的本子。我们应当明确《十三经注疏汇校》这项工作，面对的是十三部儒家经典的注疏本，也就是说第一个要素应当是十三部书俱全。第二个要素，就是将“经”与“注疏”合为一个整体。那么从近处说就是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再早是乾隆武英殿本、崇祯毛氏汲古阁本、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嘉靖李元阳闽本，再上为元刊明修十行本。再往上，就配不齐十三部书了。那么可以以《十三经注疏》的祖本十行本为底本吗？打开《中华再造善本》中影印的刘盼遂先生旧藏十行本《十三经注疏》，失望难以言表，缺字缺文太多，缺笔少画太多，俗体字简笔字是家常便饭，这样的本子是根本无法作底本的。阮元的本子是从这个十行本来的，阮元的本子为什么那么整齐规范呢？那是阮元的加工。阮元是重刊十行本，但做了巨大努力，让这个因历经修版而面貌破烂的十行本走上了文字规范统一的道路，成了二百年来人们愿意用的本子。

十行本既然不能用，那么从十行本来的嘉靖李元阳本如何呢？李元阳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一次性刊刻的《十三经注疏》全本。十行本其实缺少《仪礼注疏》，用《仪礼图》充当。《尔雅注疏》也不是十行本，而是九行本。李元阳本虽然评价不算高，但总是第一个一次性全部刊刻的《十三经注疏》，也是有理由纳入考虑的。看过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挂出的电子图像版(东方出版社也影印过东大东洋所的本子)，可以发现这个本子留下了十行本的一些痕迹，俗体字、缺笔画的字不算少，而且十行本的缺文有些也照样保留了，加之传世的李元阳本基本上都是明代后期刷印的，版面漫漶、文字模糊的情况较多，同样不能令人满意。万历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武英殿本、阮元本这四个本子倒是整整齐齐的版面，都可以考虑。其中毛本声誉相对最低，可以排除。武英殿本在这四个本子中校勘最精，刊刻也规范漂亮，并且全部经注疏都加了断句，这是开天辟地第一回，这个本子当底本是比较不错的选择。但殿本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把孔颖达等人疏文每段开头“正义曰”上的起讫语“某某至某某”删去了，个别地方还增加了提示性语言“某某者”，以弥补删去起讫语带来的分节不清的缺憾。这种变动大失疏文的旧貌，这是无法原谅也决不允许的。可知殿本同样不能当底本。剩下的是万历北监本与阮元本。北监本曾受到顾炎武的激烈批评，认为“秦火未亡，亡于监刻”。那么阮本又如何呢？阮本依据十行本重刻，基本恪守不改字原则，每卷附有校勘记。但是我们从事《十三经注疏汇校》，其实是针对阮元本的，它是我们的靶子，正常情况下，应当撇清关系。从体例上也有不便，阮本每卷后附有校勘记，我们又在他的校勘记后头再加上“汇校”，更成叠床架屋了。所以，规规矩矩的北监本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底本。顾炎武《日知录》批评北监本《仪礼》脱漏甚多，是受到了他的朋友张尔岐的启发。张尔岐的《仪礼句读》附有一卷《仪礼监本正误》，根据唐石经纠正北监本的错误。顾炎武列举的北监本《仪礼注疏》的脱文，都是真实的。但我们必须明白，北监本来自李元阳本，李元阳本来自嘉靖初年陈凤梧刻的《仪礼注疏》，经过校勘发现，李元阳本、陈凤梧本的脱文与北监本一致，北监本只是沿袭了前人的脱文，所以只说“秦火未亡，亡于监刻”，还是没找到根源(说详杜泽逊：《“秦火未亡，亡于监刻”辨——对顾炎武批评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的两点意见》，《文献》2013年第1期)。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是历史上第一个由朝廷刊刻的本子，用字规范，体例规矩，较之以前的本子如十行本、闽本，在质量上都有所提升，作为底本，其实是可以的。更早的宋刊单疏本，仅有疏文，没有经文和注文，无法充当底本。两浙东路茶盐司本存世的只有七种，而且没有陆德明《经典释文》，与十行本以下到阮元本不同，那么各本之内释文部分的异文就无从附着了。南宋福建魏县尉宅本《附释文尚书注疏》，六册书缺少最后一本，是用十行本配补的；永乐本的错误也相对较多，属于书坊刻本。这样就大体确定了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十三经注疏》为校勘工作的底本。按照通常说的“年代较早且错字较少”这一原则，其实不太吻合，这是从实际比较中选择的，选择底本的工作也是较为复杂的，不能理想化。

以上说明的是版本学对校勘学的帮助，下面再看看校勘学对版本学的作用。

首先是通过校勘可以发现，任何一个版本都存在错误。就经注疏文来说，单疏本的疏文错字最少，南宋八行本的经注疏文错误较少，武英殿本的经注疏文错误较少，但比单疏本、八行本要差。上面提到的各个版本，就经注疏释文来说，阮元本其实是错误较多的本子。阮元本之所以受到欢迎，取决于他的校勘记。关于这一点，俞樾已经说明白了：“或曰：‘刻《十三经》，何不遵武英殿本而用阮本？’余曰：‘是无他，取其有校勘记耳。’阮文达之为校勘记，罗列诸家异同，使人读一本如遍读诸本。”(《照印十三经小字本序》)阮元本的错误多，这是因为他的底本十行本错误多。李元阳闽本也是从十行本重刻的，就做了力所能及的校勘工作，订正了一些错误。北监本从李元阳本出，又订正了李元阳本的某些错误。为了对阮元的结论“(闽、监、毛本)辗转翻刻，讹谬百出”做一点纠偏，我们举一个李元阳闽本校勘的例子。《周易注疏》卷三《观卦》：“盥而不荐，有孚颙若。”疏：“‘观，盥而不荐’者，可观之事，莫过宗庙之祭。盥，其礼盛也。荐者，谓既灌之后，陈荐笾豆之事。故云‘观，盥而不荐’也。”这一节疏文没有校勘记。看上去似乎也过得去。经过校勘发现，“陈荐笾豆之事”下宋刊单疏本、宋刊八行本有二十四个字：“其礼卑也。今所观宗庙之祭，但观其盥礼，不观在后笾豆之事。”这二十四个字元十行本脱。永乐本、元十行本明修版同样脱。从这里可以发现，永乐本是从元十行本来的，不是陆心源说的“明覆宋八行本”。嘉靖间李元阳、江以达在福建重刻《十三经注疏》，用的底本是十行明正德嘉靖递修本，但他们发现了脱文，补上了这二十四字。其后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乾隆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都有这二十四个字。阮元刻本也是以十行明修本为底本，可以说和李元阳走了同样的路，但是阮元没有补上这二十四个字，也没有出校勘记。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阮元认为闽、监、毛本“辗转翻刻，讹谬百出”不一定符合事实，闽、监、毛本在刊刻中都作了力所能及的校勘努力，质量上有所提升，而阮元本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或者以为，既然宋刊单疏本、八行本有这二十四个字，校过宋本就可以解决脱文问题，李元阳本就可以不校了。从这条脱文的校补可以这样说，但是李元阳、江以达斥巨资辛辛苦苦主持刊刻一万多版的《十三经注疏》，在文化上尽心尽力，难道就是供后人作反面教材的吗？他们的努力，他们在当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进行的校勘补脱工作，就这样被埋没了吗？我认为我们古文献工作者有义务实事求是地肯定他们的贡献，实事求是地给他们刊刻的闽本一个历史评价，具体对闽本的评价主要的方面应当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

校勘之后，对版本比较重要的发现，也是校勘反过来对版本研究做出的贡献，还有几点：

第一，发现平水本《尚书注疏》抄配的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共计四卷，根本不是“影蒙古抄本”，而是仅仅仿照蒙古本的字体随便找了一个本子抄配的，错误脱文非常多。我们过目的本子没有一个比这四卷更差的。傅增湘说这四卷是“精抄”，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第二，发现永乐本《尚书注疏》并非陆心源所说的“覆宋八行本”，而是根据元十行本重刻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明永乐本〈尚书注疏〉跋》，《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举出《君奭》这篇的脱文讹文，永乐本全都沿用了，其中《经典释文》，《君奭》篇共有52条，元十行本脱了24条又两个半条，永乐本脱漏完全一致。元十行本前面的魏县尉宅本《附释文尚书注疏》就保留了这24条又两个半条。所以陆心源所说的“明覆宋八行本”就站不住脚了。同时上面已经说过永乐刻本《周易注疏》也是从元十行本来的。

第三，毛氏汲古阁本《尚书注疏》，虽然没有说明校刊过程，也没有校勘记，但他的底本历来说是万历北监本，这一条没有错。只是问题没那么简单，在阮元校勘记中，毛本有时候与别的本子例如十行本、闽本、监本不同。究竟原因是什么，以前不知道，经过校勘可以确认，毛本与他本不同之处，多与宋魏县尉宅本相同，这充分证明毛本用北监本为底本刊刻，又至少用宋魏县尉宅本校过。这是值得重视的重要学术信息(详参杜泽逊：《明崇祯毛氏汲古阁本〈尚书注疏〉与宋本之关系》，《国学研究》第三十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第四，武英殿本《尚书注疏》的底本是万历北监本，这一点阮元没有说，但历史上也有明确记载，并且可以确认这一说法没有错。问题是殿本在校勘方面做出了较大努力。除了利用其他材料外，我们发现武英殿本汲取了不少毛氏汲古阁本的长处。换句话说，皇家出版物武英殿本利用了当时评价并不高的民间刻本毛氏汲古阁本进行校勘。

第五，武英殿本《周易注疏》朱良裘所说的据以校勘北监本并改正大量错误的“文渊阁所藏不全《易疏》四册”，应当是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从分卷上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第一卷至第五卷为《乾卦》至《离卦》，《离卦》是64卦的第30卦。朱良裘说那个文渊阁藏本“上经三十卦厘为五卷”，这与八行本吻合。其馀单疏本、十行本都不吻合。更重要的是通过校勘，我们发现武英殿本根据八行本改正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十行本以下各本都存在，只有单疏本、八行本不错，而文渊阁藏《易疏》是有经文和王弼注文的。例如《讼卦》象传注：“物有其分，职不相滥，争何由兴？”武英殿本《考证》云：“监本‘物有其分’句下有‘起契之过’四字，今依阁本削去。”阁本就是文渊阁旧藏《易疏》四册。校勘知，“起契之过”四个字，宋刊八行本、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宋本、王世贞旧藏宋本、宋刊纂图互注本、宋抚州公使库本、魏了翁《周易要义》本、元相台岳氏刊本都没有，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也指出日本古本同样没有这四个字；元刊十行本开始有这四个字，以后永乐本、十行明修本、闽、监、毛本都有这四个字。武英殿本是根据北监本刊刻的，又根据“阁本”删去了这四个字。现在看来武英殿本的判断是正确的。武英殿本利用文渊阁旧藏《易疏》校正北监本，但这一条是属于王弼的注，那么文渊阁本就不可能是单疏本了。

还有一个更好的证据，可以证明文渊阁旧藏的《易疏》四册是宋八行本。《大过卦》开头“大过”二字下，八行本有小注：“注云：音相过之过。”校勘显示，瞿氏藏宋本、王世贞旧藏宋本、宋抚州公使库本、宋刊纂图互注本、元相台岳氏本都有这五个字的小注。但这五个本子都是经注本，没有孔颖达的疏。注疏系统的本子从十行本到永乐本、闽、监、毛本，都没有这五个字。到武英殿本，就增加了“音相过之过”五个字。这五个字属于脱文。殿本《考证》明确说：“音相过之过，五字监本脱，依阁本添。”而注疏系统的本子只有宋八行本有这五个字，那么阁本只能是八行本。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这就可以确证朱良裘所说的文渊阁藏《易疏》四册是南宋刊八行本。

从以上实例可知，校勘古书要从版本调查开始，从版本学的成果入手；而校勘过程中又会发现以前的版本学成果需要补充或订正，无论是版本的年代，还是版本的流变轨迹，还是版本质量的评价，都有赖于校勘的最终确认。校勘学的功用，除了订正古书错误外，至少对版本学还具有重大的功用。它可以探明版本的源流，判断版本的优劣，保存旧本的面貌。校勘古书，除了发现并改正错误的目的之外，还要注意异文材料，以便探究其他的文献问题。校勘记不仅要讨论文字的是非，还要注意保存与订正讹误没有直接关系的异文。保存异文，是为学术研究提供材料，是一种学术活动，其学术价值与订正错误同等重要。

转自：汉语史与文献学微刊

原载于《文献》，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