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董先生学术功底深厚，学术视野开阔，就治学的范围来说，涉及经学、子学、文献学、中国古典文学，并旁及文化、历史、哲学、思想等门类和学科。就经学而言，先生较多关注的是《易》《诗》《书》。对《易》研究的论著有《孔子与〈周易〉》《〈周易〉浅谈》《战国文献论〈易〉引〈易〉综录》《两汉〈易〉的承传与〈易〉学的演化》，以及扬雄《太玄经（二十八篇）释义》等。对《诗》研究的论著有《〈诗经〉绪说》《从〈左传〉、〈国语〉看“诗三百”在春秋时期的流传》《关于战国时期“诗三百”的流传》《战国文献论〈诗〉、引〈诗〉综录》《两汉〈诗〉的承传与〈诗〉学的演化》《〈史记〉称〈诗〉平议》，以及对《诗·唐风》的研究等。对《书》研究的论著有《〈书·盘庚〉笺证》《〈书·大诰〉笺证》《战国文献引〈书〉综录》《两汉〈书〉的承传与〈书〉学的演化》等。上述研究，既有对专经本身的研究，又有属于经学史的研究。对子学的研究，涉及面甚广，计有对孔子、孙（武）子、曾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晏子、贾子（贾谊）的研究，并旁及老、庄之学，如其中的论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论孙武其人与《孙子兵法》的时代，论曾子其人以及其在儒学传授中的地位，对《晏子春秋》时代、性质的考辨与论析，对贾子（谊）人品、文品的分析及在散文史上地位的评判等，都属于卓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先生的上述研究，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又都属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先秦两汉段的文学研究。此外，或出于对中国文学发展史规律性的总结，或出于对某种文学题材的演化的思考，或是对某些代表性的文学形象的分析，则更是有意识地对文学现象作深入细致的探讨分析，从某一些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见解，对文学特别是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如属于第一类的成果有《孟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影响》《重读〈汉文学史纲要〉》等；属于第二类的成果有《关于由“辞”到“赋”的发展演变》《汉赋的困厄与解脱——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探讨》等；属于第三类的成果有对《楚辞·九歌·东君》日神形象的分析、对羿和后羿故事演变的论析等。

董先生另一重大学术贡献，是参与领导和从事古籍整理的工作。早在1983年，董先生就参加“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为古委会历届委员，参与诸多学术活动。同时也承担了若干规划项目，如被列为“国家教委古籍整理‘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就负责其中的《左传选译》《墨子选译》《吕氏春秋选译》《韩诗外传选译》《申鉴中论选译》等十多种古籍译注的审阅工作。主编或与人合作主编的有《二十五史外人物总传要籍集成》《诗经词典》《老庄词典》《诗经要籍提要》（双主编）等。与人合作完成或集体完成的有《先秦散文精华》《荀子汇校汇注》《商君书译注》（集体，定稿人之一）。在大型类书、丛书、全集等类型的古籍整理和编纂方面，其中代表性的是《中华大典·先秦两汉文学分典》和《两汉全书》的整理和编纂。这两部同属于国家重大项目的大型类书的编纂完成和出版，填补了国家文化建设在这个方面的空白，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而它们所彰显的，是项目组织者、领导者、作为两部大书主编的董先生对先秦两汉古籍的熟稔程度、卓越的学术见识和辛勤的付出。

二、

董先生是一代学术大师高亨先生（1900-1986）的嫡传弟子，可以说，董先生得到了高先生的真传。这首先就表现在董先生的学术研究和高先生的学术研究一样，时时处处都表现出对古籍文献的重视，思想深处潜存着一种朴学的研究方法和意识。读董先生的著作，我们感觉到，文献的运用贯穿于学术研究的始终，这似乎已不是刻意的追求，而简直就是本应如此、本来就如此的从事学术研究的常态了。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已经进入到一种“化”境。

我先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即关于羿与后羿的问题。历史典籍的记载，或称羿，或称后羿，有不少论者就将二者混同为一人。董先生从《墨子·非儒》篇“古者羿作弓”、《吕氏春秋·勿躬》篇“夷羿作弓”、以及《山海经·海内经》“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帝俊赐羿彤弓素缯，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对羿的这些记载，认识到属于神话中的羿与弓箭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具有原始社会的人们所带有的鲜明特征。其次，由《淮南子·本经》“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擒）封豨于桑林”的记载，认识到羿乃神话中与自然作斗争、为民除害的英雄形象。关于后羿，则由《左传·襄公四年》记载中所引《夏训》较完整的有关后羿的传说故事，得出后羿与神话中的羿，本质上有所不同，即：后羿是有穷国的国君；于夏朝末衰落时乘机夺取了夏的政权；忽于政事，沉迷于打猎；宠信奸佞寒浞并最终被寒浞夺取了国与家。通过对文献的考索，从根本上厘清了羿与后羿的不同，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个由神话故事到历史传说故事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内涵，以及这类故事演化的复杂性和其中的某些规律。虽然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但由于有坚实文献资料的支撑，不仅能解决学术界久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能由小见大，总结或印证文学史发展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再举一个问题牵涉稍多一点的、关于《晏子春秋》成书时代考辨的例子。记得有一次董先生不无悔意地对我说：“写《晏子春秋》文章时，还很年轻，与吴则虞先生的辩论口气重了一点，要是现在就不会了。”我能从中体会出先生坚持一生的为人处世中谦恭温良的品行。我们看先生60年代初写作的一组关于《晏子春秋》的文章，也包括先生所指的与吴则虞先生辩论的那篇文章，皆资料丰富，析论翔实，虽然不无青年人的朝气（时为1962年，先生29岁），但已经显示出向老成持重方向发展的趋势。董先生不同意吴则虞先生“《晏子春秋》作于战国后说”，而认为应该肯定《晏子》完成于战国时代。文章首先针对吴先生的立论根据，以充分的文献资料为基础，提出：“从书名看”，“《晏子春秋》有可能产生在战国时期”；“从写作体裁看”，“《晏子春秋》有可能产生在战国时期”。然后，结合吴先生提出的《晏子春秋》中的四个“内证”，以无可辩驳的文献资料论证了这些内证都不能成立。如，吴先生提出《晏子春秋》中的引《诗》与《毛诗》为同一学派，而《毛诗》的创始人为毛亨，那么，“其成书的年代，自然比毛亨要晚”。其实，事实远非如此。董先生将《晏子春秋》中二十条引诗逐一检查，发现其中的引《诗》，“既不尽同于三家诗，也有异于《毛诗》。本来，产生《晏子春秋》的战国时代，传《诗经》者尚未分家，如果用汉代诗家的眼光去读《晏子春秋》，只摘出其引诗与《毛诗》相同的几条，没有作全面的考察”，其得出的结论自然就不会是正确的了。自然，“《晏子》战国作说”现已得到银雀山西汉墓简本《晏子》印证，这从实证上证明了先生做学问的扎实、可靠。

我还想举《两汉全书》前言为例。汉人文献的丛集，自汉代就开始了，且至近代也没有停止。逐一考察和整理近两千余年来的汉代丛集，以至于所有文献的存录、流传的情况，该是何等繁杂的工作，又需要整理者具备何等丰富的文献知识和卓越的学术眼光。董先生为《两汉全书》所作的前言即《汉代文献的丛集与〈两汉全书〉的编纂》，从认识和把握自汉代迄今历代学术发展不同特点的高度，来寻觅、描述汉代文献在各个时期存录的实际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两汉全书》的编纂原则和具体的规制。可以说这是对两汉文献所做的一项正本清源的工作。正因为要正本，也正因为要清源，所以汉代及以后的所有的总集、别集、丛集、史志、丛书、类书，乃至经籍类的传注、辑佚书等等，无不涉及。我想，董先生重视文献，熟稔文献，于先秦两汉乃至中国古代文献知识的深厚积累，于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读先生二十几岁的文章和中、晚年的文章，还是能够体味到其中某些风格的细微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生的文章越趋明断、精纯、老到。但始终不变的，是对文献资料的重视。在给我们作《左传》讨论课总结时，董先生说：“不能先提原则，而后到古书中去找条文。”说这话的时候先生45岁。这是先生对初窥学术殿堂的我们的谆谆教导，也是先生所认为的、所遵循的最重要的治学途径。

三、

董先生学术研究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往往就所研究的论题进行追本溯源的工作。他对某一论题追本溯源、穷尽式的资料上的搜集整理，经常成为后来研究同一问题者的重要参考，已有不少被间接引用。如他集录的《战国文献论〈诗〉、引〈诗〉综录》《战国文献引〈书〉综录》《战国文献论〈易〉、引〈易〉综录》《先秦文献所载古乐舞史料综录》《先秦文献所载古乐律史料综录》《先秦文献所载逸书、逸文史料综录》《〈史记〉称〈诗〉综录》等，都属于这一类的成果。这固然是为从事相关问题研究所作的资料方面的准备，但由于它们是某一类问题某一时段（特别是先秦两汉段）所有资料的全编，所以其本身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由董先生的这一类成果，我想起了董先生最后帮助高亨先生整理完成的《古字通假会典》。《古字通假会典》是高先生通读先秦两汉全部古书（包括全部注文）将其中涉及到的通假字袌集在一起，再按韵部分别排列而成书的。董先生所做的是结合某一问题，而通读先秦两汉相关古书并袌集全部相关资料，虽然规模远不能与高先生当年撰作《古字通假会典》相比，成果的性质也与之不同，但通过通读古书（特别是先秦两汉的书），追本溯源、穷尽式地掌握相关资料的做法，则是完全一致的。由此我们看到了董先生与高先生的治学路数，是一脉相承的。

董先生所从事的许多具体研究，往往都习惯于用这种追本溯源式的研究方法。他对许多历史人物及其著作的研究就都是这样做的。比如关于孙子和《孙子兵法》，就特意详细列举了先秦两汉古籍对孙武其人、《孙子兵法》其书的记述。除《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外，《史记》中称孙武的还见于《律书》《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其他汉人著作提到孙武及兵书的有《淮南子·兵略》《汉书》（《艺文志》之外又有《古今人表》及《刑法志》）、《论衡·量知》《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等。并由汉代溯及先秦，指出《尉缭子·制论》中最早提到“孙武”的名字；次又见《荀子·议兵》《韩非子》（《守道》《五蠹》）、《吕氏春秋·上德》。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穷尽式的资料引述和细致透彻的论析，所以得出的“孙武其人其事，自战国中期至于两汉，显然已经流传甚广，多为人知”，“至少不迟于战国之末，孙武所著兵书已广泛传布于世”的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他如论范蠡、论曾子、说荀卿和荀卿书、说晏子和《晏子春秋》、说贾谊及其《新书》，都具有这种特点。董先生对这类追本溯源式的研究颇为自许，在总结对曾子的研究时说：“曾参被称‘宗圣’，影响深远，而有关历史资料甚多却真伪窜乱、难以尽从。我于资料辨析用力较多，所取、所弃未与前人尽同；对曾子的本真面貌和主要历史作用，也就自己的思考作出了一些论析。”其实，董先生的那些学术分量很重的有关经学史、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论文，如有关两汉《易》《书》《诗》的承传与经学化过程的系列论文，如对齐鲁文化（特别是齐文化）研究的多方面的思考等，也同样如此。只不过由于该类文章涉及问题更复杂，时空跨度更大，需要更多也是更高的属于理性层面上的辩证综合，所以在具体表现上，不是那样明显而已。

四、

跟先生读书期间，先生不止一次地谈过：“最好能写一些喇叭式的文章。”所谓喇叭式的文章，就是说文章的切入点要小，而随着文章的展开，论题逐渐扩大。还有一层意思是从结构文章的逻辑上说的，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这种三段式的论说方式不是就一定不好；但如能够深入论题，由小及大地逐一地推理出结论，则文章就更为扎实。可以说，这种主张与相当一段时间时兴的所谓大视野、大理论、大结构的选题方式，迥然不同。如果有水平、有能力，大视野、大理论、大结构的选题方式当然好，但如果实力不及而又强行为之，其结果就很可能作出貌似吓人实际上却内容薄弱、甚或是空洞无物的文章了。我们的学术研究在一段时间内不够深入，就与这种选题方式其实也是思维方式有一定的关系。

正像董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不少文章，都有切入点甚小而涉及问题甚大的特点。前面提到过的《从上古神话到历史传说——谈羿和后羿故事的演变》，文章的切入点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即羿和后羿故事的演变。董先生的做法是，先结合从原始社会到初期文明社会历史的演化，从详细的文献资料中勾勒出该故事的历史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我国上古神话向历史传说发展演变的轨迹，从而得出结论：“历史传说的产生，不论是否借助和利用了神话人物的名字或某些题材，其本身，毕竟是一个独立的、全新的发展和创造。”这对于神话研究界如何区别原始意义上的神话与历史传说的区别，无疑提供了实践上和理论意义上的借鉴。要知道，神话与传说故事的区分，是一个颇多争议而又久悬未决的学术问题。我们再看《汉赋中所见〈老〉〈庄〉史料述略》这篇文章。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对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鸟赋》，扬雄的《太玄赋》和《解嘲》，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归田赋》与《髑髅赋》，以及赵壹的《刺世疾邪赋》中，所引、所用《老》《庄》资料的阐释、分析，这无疑对进一步读懂原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更大的意义则在于，通过分析研究得出了如下重要结论：

1.“儒显而道隐，前者（儒）多示人以官方正统的面目，而后者（道）则往往表现为私家异端的倾向，中国封建社会中这种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特征，早在汉代，其实已略见其端倪”；

2.“儒、道两家本来就存在既相对立、又相融通的两个方面，而汉代赋家所表现的这种‘显达则奉乎儒，隐退则转趋于道’，其实也显示了我国封建社会一般士人由儒而道思想演化的某些轨迹”；

3.长期以来“给人造成错觉，似乎在汉代，《庄子》尚不为世人所知，还是湮没无闻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两汉阶段，《庄子》即使一时尚未完全能与《老子》并驾齐驱，其本身也已流传甚广，影响不可低估。有人认为，《庄子》是在晋代才名气忽然大了起来，恐怕是值得重作斟酌的”。

请看，这些都是涉及中国（特别是汉代）文化史、思想史的大问题，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或似是而非（如对庄子在汉代影响的问题），或者虽有成说却未必能认识得如此深刻准确（如说儒道互补文化结构汉代已见端倪，以及从汉赋作家身上已体现出儒道对封建士人显达隐退行端的影响），所有这些结论，都是在逐一的具体论析中得出的，因而一点儿也不突兀，而是水到渠成，极平和，极自然，却又因为是建筑在严密的内在逻辑基础上，所以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这种“由小见大”的确定题目和论述问题的方式，看似简单，真正做起来其实并不容易。能否做到这一点，与对文献资料的掌握是否全面，对重要的文献资料是否熟悉，以及对文献资料的认识是否到位密切相关，当然也与能否做到对全部论题了然于胸密切相关，而说到底，是与一个人的学术功底和学术识见有关。与初步地掌握了一些资料，就大视野、大理论、大结构地组织架构文章相比，董先生习惯于写作的这类文章，的确能更细致、更平实、更明确、更科学地论析问题，因此文章也更具有说服力。

五、

董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具备宏阔的学术视野。具体说来，即是能在大的学术背景观照下，从事具体问题的学术研究。前面已经说过，从小处细处入手，做到“以小见大”很不容易；而以宏阔的学术眼光，观察具体的研究对象，从而总结出大至某一时代、或某一领域中的重要的、带有普遍性意义的规律，就更不容易做到。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史识问题。研究文史的人都知道史料和史识的重要性。所谓“史识”，简单地说就是研究者在阅读了史料后，经过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判断到概念，对事物认识的逐步深化过程；就是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肯定无数次地往复的认识过程；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认识过程贯穿于研究的始终。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最终形成对事物认识的观点，予研究对象以理性的阐释，或总结出事物发展的某些规律。董先生的许多论著，都是在宏阔的视野中观察具体的研究对象，是具备很高史识的具体表现。

先看《两汉文献中的经籍传注——〈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对于两汉的经籍传注，学界更多地强调其作为训诂学资料的价值，并未将其放到学术史和文化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衡量。董先生的文章，不仅首次明确地提出一大批两汉经籍传注“已属于具有独立意义的学术著作的范围”的观点，而且详细分析了自先秦至汉末如此长的历史时期内经籍传注发展的轨迹，以及汉代经籍传注发展与汉代社会文化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在对汉代社会、文化作宏阔观照后，对发生在其背景下的具体的、又各自不同的经籍传注所作出的第一次全面的考察。诸如所获得的：汉代经学与汉代经籍传注存在着密切联系；《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所带有的东汉社会思潮的烙印，及标志着《老子》思想向道教理论的演化；赵岐的《孟子章句》标志着东汉后期孟子和《孟子》其书地位的空前提高，也反映了西汉以来的传统经学已经失去号令天下的局面；汉末高诱同时为《战国策》《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三部古籍作注，则反映了汉末杂家学说的重新活跃以及高诱本人强调道家思想对杂家的某种主导作用，凡此等等认识，读后都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感觉。

我还想举出《汉赋的困厄与解脱——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探讨》一文。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结合汉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即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彼此消长的发展，来揭示汉代由司马相如等人“润色鸿业”的大赋到扬雄的“壮夫不为”，再由班固、张衡的京苑大赋勃兴到“增加人性和情趣，别开生面”的东汉抒情短赋的相对繁荣，几乎是贯穿汉代始末的汉代辞赋发展变化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原因。这是在结合具体作家、作品作具体的分析，但又自始至终注意到与时代主流思想意识的把握相联系。

董先生似乎不大喜欢作那种宏篇巨制的长文，也绝不摆出故作高深、不可一世的架子，就像前面所说过的，是在平实中透露出真知灼见。同样，这里讲到的董先生充满智慧、甚或机趣的史识，以及宏阔视域下的学术研究，亦颇具上述风格特点。

六、

董先生为人一生都非常严谨。同样，先生毕生的学术研究也非常的严谨。可以说讲究严谨是董先生又一重要的治学特点和风格。而且“晚节渐于诗律细”，愈到晚年这种特点和风格表现得就愈加突出。

记得我们读研究生时，董先生就说过：“对喜爱的作家扬之过高，对不喜爱的作家贬之过低，有情可原，但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任何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都要有分寸感。”通过自己多少年来的研究实践才逐渐地体会到，从某种意义上说，追求分寸就是追求严谨，也就是追求学术研究的那种科学性。

董先生文章的严谨性表现在诸多方面。从写作的规范看，真正做到了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字无出处。即便是大家熟悉的文献资料，也不惮其烦地注明出处；容易引起歧义的还一一注明文献的版本。如《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引《说文解字》，特意标出“本篇引用《说文》悉依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据经韵楼原刻本整理影印版”。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该文是论析《说文》既引《毛诗》，又引“三家诗”的复杂现象，而二者之间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文字上的差异，所以交代《说文》的版本就十分必要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考察《吕氏春秋》论《诗》和引《诗》的情况时，同样一一注明所引古籍的详细版本。不仅标明今人整理的本子，而且还注明整理者所据的古刊本。于此可见其用心之细了。古籍的记载也往往会有讹误，后人的标点由于对文意理解的不同也不尽一致。董先生对此类问题的处理，同样是一一注明，并申明所取观点的根据。如，《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许慎《说文解字》十五卷上之《叙》有关于其引《诗》系统的说明，说“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对这段话的标点，董先生特为注明：“许慎的这段话有不少歧异的理解。此处从李学勤先生据今人高明说所作标点（参见李文《〈说文〉前叙称经说》，载上海远东出版社版王元化主编《古文化丛论》）。又，周予同先生对这段话的标点与此大体一致（《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886页）；但周先生径改原文‘其称《易》，孟氏’为‘其称《易》，费氏’，不知所据。”于一条标点有歧义的资料作如此详细的说明，正体现出董先生做学问一丝不苟的态度。

如果说董先生文章中的文献资料，是无一字无来历；那么他所有文章的结论则都建筑在详尽的文献资料和严密论析的基础之上，就是无一处无根据了。前者所追求的是文献资料的绝对真实性，后者所追求的是运用真实丰富文献资料对结论论证的充分性和可靠性。这后者则更需要严密的辩证思维逻辑。这里也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汉赋的困厄与解脱——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探讨》讲到汉代辞赋的发展繁荣，先说“《汉书·艺文志》于‘六艺’、‘诸子’以外，昭然别立‘诗赋’一门，可以看出汉人对于赋作的特予重视。《汉书·艺文志》收列各地‘歌诗’三百十六首（包括‘乐府’），而赋作竟达九百余篇，更标明了汉人作赋的热情和踊跃”。接着引《文心雕龙·诠赋》：赋之于汉“蔚成大国”，“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同时又以括弧的形式加有按语：“班固《两都赋》序文中已有‘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御者千有余篇’的话。”有了上述资料，应该说对汉代辞赋的繁盛现象已经论述得很充分了。而为了使读者对《汉书·艺文志》所载“九百余篇”有更直观的认识，又于页下注加按语：“《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列赋类，计七十八家，九百九十四篇。除去屈原二十五篇、唐勒四篇、宋玉十六篇、荀卿十篇、秦时杂赋九篇以及年代失考的先秦‘杂赋’若干篇，‘汉志’实收西汉赋七十三家约九百数十篇。”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论析尚且如此严密、严谨，其他论析更复杂、理论性更强问题的例子，就毋庸烦举了。

我感到，董先生对于学术问题似乎抱有虔诚甚或是敬畏之心，时时地恐怕说不清楚，时时地恐怕说过头话。所以他做学问的严谨，又往往表现在他对自己所作研究结论的表述上。如在谈到“辞”与“赋”的不同，对“赋”在文学上的贡献时说：“其实，这种‘文学的自觉’，早自曹丕以前，在由辞到赋的发展演变中，已经见其端倪。如上所说，汉赋开始把再现客体作为表现重点，确立新体散文方式，特别是在谋篇结构和具体描摹上种种富于文学意义的创作实践，从总体看，确乎表现了对文学功能的进一步开掘，显示了文学认识之前所未有的某种提升，因而从一个方面标志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由自发走向自觉。”这里表述的是何等准确，何等到位！但即便如此，仍然又很有分寸地说：“在不回避楚辞与汉赋若干历史联系的同时，还应当重视辞、赋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并且注意从文体上把二者如实地区别开来。”意在告诫研究者，在我们充分总结和肯定汉赋对散文文体发展所作出贡献的同时，千万不能忽略“更富有激情与想象、更具有节奏感和押韵形式的古体诗歌”楚辞，所具有的高度的文学性。其他如对《说苑》文学地位的评价，也同样准确而严谨。在另外一些热点的、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上，董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但也不轻易否定别人的观点。“舜耕历山”的“历山”究竟在何地？学界一向争论不休。有“蒲州说”“潘城说”“曹州说”“越州说”等，就山东而言，曹县和济南就互不相让。董先生检索到东汉高诱的《淮南子注》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相关“舜耕历山”资料，一方面倾向于“舜耕历山”的“历山”就在济南历城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并不否认‘舜耕’史实的科学考定尚须别有所待，因而对于各处流传已久的许多异说，应当是积极重视、留待参考。至于诸说彼此存在的分歧，究其原委，不过是汲取了各地民间口头创作中的演绎成分，成为自汉以来传说的新篇”，它们本来就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简单以一种传说否定另一种传说，同样是不妥当、也是不必要的”。舜毕竟是我国夏朝之前的传说中的人物，其真实身份大概就是一个部落首领，其耕地的“历山”究竟在何处，先秦的典籍中并没有记载，虽然东汉高诱和北魏郦道元的记载算是较早的记载了，但也没有绝对的可靠性，应该说也仅止是记载的传说而已。对该问题的研究，董先生所坚持的依然是一种严谨、科学的态度。

七、

文如其人。董先生的治学风格和特点，浸润着他的思想、品格、学养、追求、兴趣和爱好。我们能从中体悟出很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

师生相处，交谈甚多，相知也甚深。记得约在1980年代中期，在一次交谈中董先生谈到：他固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但在内心深处也有道家思想，甚或说有某些道家的坚守。听过后我当时并没很在意。现在回忆起来，再回头看看先生一生的处事为人，再仔细思考先生治学的风格和特点，对先生上面的一段话才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先生逝世一周年，弟子们决定出一本纪念文集以示纪念，师门全体一致同意用“儒风道骨，君子气象”作文集的书名。这“儒风道骨，君子气象”，就是对先生人格精神最形象、最准确的概括。其表现在治学风格和特点上，就是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创新精神，与雍容、娴雅平静心境的统一。其治学风格和特点，恰恰正是其人格精神外在表现的重要方面。我很看重先生说的“某些道家坚守”的话，或许正是因为此，使得董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有一种对自然与平和的坚持。实事求是地说，要真正做好学问，是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心态的。急功近利，一蹴而就，是学术研究的大敌。有感于今天学术界某些非正常现象，我们强调要像董先生那样，有意识地去追求一点自然平和的研究态度乃至生活态度，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董先生不是守旧的人，但董先生是受旧传统影响较深的人。分析起来这旧传统中有许多应属于优秀传统美德。在董先生所坚持的传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学统。董先生当然首先看重自己所禀受的学统，他不只一次地讲高亨先生如何讲授《诗经》、讲授楚辞、讲授《文字形义学》等课程，不止一次地讲高先生是如何指导他从事学术研究的，不止一次地回忆起高亨先生讲当年在清华研究院是如何亲炙梁任公、王静安等大师的学术芳华的，可以说董先生是有意识地继承和传授高亨先生本色、务实、开拓、创新的治学传统的。

在高亨先生过世很多年后，他还深情地回忆说：“他让我首先读几种先秦经籍，作为研修先秦两汉文学的第一步。临别时，他把自己在清华研究院毕业时梁任公先生书赠的两句话转示于我：‘读书最要识家法，行事不可同俗人’。”此外，董先生说起周围很多先生的学术传统的渊源，如数家珍，如说殷孟伦先生是黄侃弟子，得章（太炎）黄（侃）学派的真传，如说萧涤非先生当年在清华研究院作乐府诗研究，如何受到黄节先生的赏识，如说蒋维崧先生如何师从沈尹默、乔大壮先生，在书法、篆刻上形成独特的风格，如此等等，所重视的是学统对一个人的成长乃至最终成为名家、大家的重要性。对今天的不少高校纷纷扰扰，追求改校名、排座次，却很少讲传统、学统，甚至已不知传统、学统为何物的现状来说，董先生的做法不也很富有启发意义吗？

作为一个学人，希望著作等身，扬名后世，应该说是很高的追求。我体会，董先生似乎并没有十分看重这个方面的追求。他在兢兢业业地读书，在兢兢业业地教书，在兢兢业业地做学问。就做学问而言，他的确是厚积而薄发，经他研究的这许多领域中的许多的问题，都给学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甚至每当后人研究同类问题的时候，成为绕不过去的、必须参考阅读的资料。之所以会如此，我觉得与前面所述他追求自然、平和的人生态度有关。此外，还与他能有意识地摆正做人与为文的关系有关。如自1979年至1987年为整理高亨先生的《古字通假会典》费力耗时前后有八九年之久，这确乎是常人很难为之的。又如，董先生那种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又耗去他多少心血和时间，他是把教好书当作一个教师的神圣天职来看待的。他为教好学生所付出的也实在是太多了。董先生为文的贡献特别是为人的品格，受到学界高度评价和认可。我想，董先生的做法，对今天愈来愈不大重视教书育人的高等学校教育而言，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董先生已远离我们永归道山了，总结先生的学术，缅怀先生的高风亮节，以寄托对先生绵绵无穷期的思念。

（原载：《文史哲》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