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特征，不在其科技，而在其文化。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经过两千年的积淀与发展，儒家思想已经植入中华民族心灵深处，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儒家宣扬仁义礼智信，注重道德；儒家讲人性，既有性善论，也有性恶说；儒家主张修齐治平，治国理政从自身开始；儒家认为治民应该以教为主，以罚为辅；等等。此类内容众所周知，若进一步追问：形成儒家学说的深层原因何在，儒家学说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却鲜见系统性的回答。笔者认为，儒家学说的哲学基础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既是儒家的思维方式，也是儒家学说区别于墨家学说和法家学说的根本依据。
一、执两用中
朱熹《四书集注·中庸》解题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朱熹此说的依据在二程，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二程、朱熹释“中”为不偏不倚，是也；释“庸”为平常、不易，非也。后来的学者，基本上采用程朱的解释。也有学者根据《礼记·中庸》通篇的内容，把“天命之谓性”、“鬼神之为德”之类的内容也纳入中庸之道，进一步偏离主题。
关于“中庸”的本义。“中”者，不偏不倚；“庸”者，用也。“中庸”者，执两用中也。《论语·雍也》记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尧曰》：“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据说这是尧让位给舜的时候对舜所说的话，让舜执政的时候“允执其中”，行不偏不倚之政。这不是孔子的话，但载录在《论语》中，应是孔子用以教育学生的，反映孔子的思想。《礼记·中庸》记孔子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简化一下就是“执两用中”。“两”是两端，比如激进与保守、讲道理与讲感情；“用中”就是居中，既不激进也不保守，既讲道理也考虑感情。这里所说的“执两用中”与《尧曰》所说的“执中”正相呼应。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一种处世原则，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需要体现在具体内容中。中庸之道体现在儒家学说的方方面面，没有中庸之道就没有儒家学说。
二、君子人格
据《中庸》记载，孔子宣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他赞赏颜回的中庸之道，说：“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孔子批评思想和行为偏激的人。如对人，“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对同一人的评价前后矛盾，“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孔子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是中庸之道的另一种表述，即走道路中间。不然，不是极端冒进，就是不思进取。孔子回答别人的问题，“叩其两端而竭焉”，把利弊得失都说清楚，全面地看问题。《论语·子罕》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是弟子对孔子人格特征的概括。孔子自己则说：“君子和而不同。”与人和气相处，但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墨家主张舍己为人，法家宣扬人人为己，儒家主张既为自己也为别人，这是君子人格。
在政治关系中，儒家主张为对方着想。《孟子·离娄》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仇，三组关系相辅相成，告诫君主明白此理。《荀子·王制》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无论是把君与臣比喻成腹心与手足的关系，还是把君与民比喻为水与舟的关系，都是强调彼此双方相互依存、相互理解。这是从两个相反立场看问题，不是为一方献计献策。有人说儒家学说代表君主利益，这不完全符合实际。在中国思想史上，为强势阶层摇旗呐喊的是法家，为弱势群体奔走呼号的是墨家，儒家居中。
三、社会伦理
在社会关系中，儒家强调双方的义务，而非仅仅强调一方的义务。《礼记·礼运》提出“人义”：“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君仁、臣忠这一组属于政治伦理，其他四组分别是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关系。儒家讲纲常原则，强调这种彼此关爱基于现实社会秩序，有主有次，而非绝对平等的关系。儒家讲“仁者，爱人”，儒家的仁爱立足于现实，有亲疏之别、长幼之序，孟子表述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父母爱子女，子女爱父母，儒家认为二者必须基于既定的原则。儒家的仁爱既不是墨家无条件的兼爱，也不是法家唯利是图的无爱。
儒家倡导社会和谐。但是，社会和谐并非毫无条件，而以既定的制度为前提，以礼为前提，儒家认为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和谐提升到宇宙一统的高度，使社会和谐神圣化了。
儒家讲礼制。儒家的礼制就是有限度的社会差别和等级秩序。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认为没有礼制就没有社会秩序，也就没有人类制度文明。荀子作《礼论》，指出如果让社会中的人们没有尊卑等级，会使整个社会失去秩序，这是因为“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与此同时，社会的分化必须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兼顾社会整体。既允许成功者享受，又对享受作出限制，这是礼制的精髓。荀子说“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称”就是度，就是把等差控制在一定程度内。《论语·学而》载孔门弟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社会差异以社会各阶层能够接受为度。儒家既不赞成墨家的平等主义，也反对法家的放任主义。
（原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