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马来平教授和常春兰副教授带领学生们举办的《孟子字义疏证》沙龙，从科技哲学的角度解读了清代大儒戴震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以期在准确理解其哲学体系和治学方法的基础上，深化对儒学与科学关系的探讨。
乾嘉考据学是儒学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戴震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领军人物，一生著述颇丰，但他称，“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
尽管对于其自创并引以为傲的哲学体系，学界存在争论，但得到人们公认的是，此书既是戴震的代表作，也是乾嘉考据学派的代表作。通过该书，不仅可以鸟瞰戴震的科学思想，还能体悟到整个乾嘉学派对科学的看法，甚至可以辨认出儒学中不可忽视的科学因子的存在。
“乾嘉考据学与科学的接榫之处甚多，但最基础也最突出的还是他们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其‘古书通例法’。该方法分为两个步骤：一是从古书中的大量个例中总结出通例，二是运用通例解释新的个例。前者被认为是‘归纳’，后者被认为是‘演绎’。” 马来平谈到。
马来平强调，古书通例法原本是儒学的传统方法，但在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派那里，有了质的提高和完善，成为该学派读经的主干方法。正如严复所说：“故本朝经学，其根据推籀之事，足以辟易古贤，则所得于西者，为乏利器耳”，这一变化与西方科学大有关联，因而充分体现了儒学与科学的契合性。鉴于乾嘉考据学派的“古书通例法”运用了包括“归纳”和“演绎”在内的科学方法，所以堪称儒学中一个典型的科学因子，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许多学者肯定了乾嘉考据学派‘古书通例法’与科学的关联。例如，除了严复，梁启超曾屡言‘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为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马来平指出，胡适说得更加透彻，他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学界一些人认为梁、胡的观点言过其实。作为科技哲学工作者，马来平认为他们二人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
山东大学研究生许遇好认为，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戴震使用“古书通例法”的例子同样随处可见。文中开篇论述“理”字的含义时，就考察了《易》《中庸》《乐记》《说文解字》等经典古书中前人的相关论述。从哲学经典中，戴震总结出了“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并将之与宋明理学家所谓的“理”进行对比，发出了“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理者矣”的感慨。另外，对于宋明理学家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句解释为理气关系，戴震则通过使用古书通例法予以反驳。戴震首先总结了《易》《中庸》《诗》等经典文本中使用“之谓”“谓之”两字的习惯，认为“凡曰‘之谓’，以上所称解下”“凡曰‘谓之’者，以下所称之名辨上之实”。在区分了两个词的不同含义之后，戴震据此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句并非意在说道器或理气关系，而是通过道器的对比来区别气在成形之前和成形以后的不同特点，“器言乎一成而不变，道言乎体物而不可遗”，“器”说明成形之后的气具有了固定的形态特征，而“道”则说明了气在成形之前具有化生万物的特点。因此，戴震推翻了宋明理学家对这句话原来的解释。
“《孟子字义疏证》一书频繁使用了‘古书通例法’。戴震把‘古书通例法’广泛运用到了词义解释或概念解释。不过，戴震乃至乾嘉学派运用‘古书通例法’进行词义解释或概念解释时，是有明显缺陷的。这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同一概念特别是哲学概念，在不同作者那里，要服从作者的思想体系，因而会有质变发生的。于是，通过归纳共性来理解概念，是很容易出差错的。”马来平说。
常春兰表示，“戴震不仅是哲学家，更是科学家，精通数学、天文学，甚至对医学以及动植物的习性都有专门研究。戴震青年时期师从江永学习西方数学与天文学，后来又作为《四库全书》的纂修官，理应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西学著作。戴震哲学思想与科学研究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梁启超、胡适都认为戴震哲学思想受西学影响，梁启超说‘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胡适则认为戴震哲学是实验主义的中国源头，戴震是一位‘科学时代’的实证哲学家。”在《孟子字义疏证》中，可以发现戴震大量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论证其哲学思想的直接证据，比如“人之初生，不食则死；人之幼稚，不学则愚；食以养其生，充之使长；学以养其良，充之至于贤人圣人；其故一也。”这里明显使用了生物学知识来作为人性论的基础。“荀子之重学也，无于内而取于外；孟子之重学也，有于内而资于外。夫资于饮食，能为身之营卫血气者，所资以养者之气，与其身本受之气，原于天地非二也。故所资虽在外，能化为血气以益其内，未有内无本受之气，与外相得而徒资焉者也。”戴震借用中医理论来论证人性形成过程中内外因素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辨别戴震使用了哪些科学知识时需要注意，《孟子字义疏证》中很难发现西方科学知识，这或许是由于当时士大夫‘讳言西学’的缘故，这里的重点不是戴震使用的科学知识是西方传入的还是中国传统的，而是戴震把超越的道德哲学思想建立在实然判断的基础上，这堪称儒学中的‘哥白尼革命’。”常春兰认为，戴震长期对西方科学的研究显然对其哲学思想革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某些具体的西方科学知识直接形成了戴震的哲学思想，而是具体科学研究的积累使戴震认识到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正所谓“从量变到质变”。
“戴震哲学体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道。’天道、人性、人道在戴震这里都有全新的含义。戴震拒斥形而上之实体，坚持气一本论的天道观，血气心知一本论的人性观，在此基础上，人道即人伦日用之道，仁义礼则是人道之则。”常春兰指出，“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怎样做到“共遂其生”？就是“以情絜情”。
“以我之情絜人之情”既能保护合理的情欲，又可以限制私欲过度膨胀，是最客观公正的规则。在《孟子字义疏证》中，从天道、人性到人道，一本论贯穿始终，天地、人物、事为无非自然，不存在超越的“理”，天道、人性和人道探索的都是自然的实存状态。戴震以科学理性统摄价值理性，天地人相统一，实现了道德哲学的客观化，是对“以理杀人”的宋明理学的彻底批判。
通过对《孟子字义疏证》这一戴震代表作的解读，不仅可以使山东大学儒学研究院的师生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戴震的哲学体系的具体内容、来源以及方法，强化读儒学其他经典的方法论武器，而且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儒学与科学的关系。
转自：儒家网
原载于《联合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