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科学成果的总量已经有了快速增长，但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依然很少。为什么我们的科学这么被动？文化的不适应其中包括儒学文化的不适应是基本原因之一。
开栏的话
国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瑰宝，是人类共同的文明与智慧结晶。我们的民族精神在“经典”摇篮里代代传承，在“名句”吟诵中吐故纳新。国学经典既是我们个人的立身处世之本，也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为深入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努力培厚构筑“同心圆”、缔结最大公约数的文化认同土壤，本刊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自即日起共同开办“国学今品”专栏，邀请广大读者共同品味今时视角下的经典重构与责任担当。
最近数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儒学与科学的契合之处。然而，儒学与科学何以契合抑或说二者契合的根据在哪里？澄清这一问题，对于准确理解儒学与科学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至关重要。
儒学具有与科学相契合的内在根据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儒学历来就有“以德摄知”的传统。孔子明确主张“未知，焉得仁”“知者利仁”，认为“仁”即“爱人”，“知”即“知人”，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基本功能。孔子所确立的“以德摄知”传统被历代儒家发扬光大，继承下来了。例如，孟子指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进一步论证了“知”为“仁”和“义”服务的地位。董仲舒指出：“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深入阐明智仁关系，依然坚持“以德摄知”立场。朱熹指出：“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同样旨在阐明穷理之“知”和居敬之“德”的关系，强调“知”服务于“德”。王阳明尽管把“知”的范围限定于“致内心之良知”，但他明确提倡“格”事事物物之理，指出：“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儒学“以德摄知”的传统，尽管把认识德性之“道”作为“知”的基本方向，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对自然的认识，没有丢掉对自然的认识，而是把对自然之“知”包容在德性之知之中，视“知”为服务于“德”，实现“善”之目的的手段。所以，儒学倡导致用科学目的观，并非与“求真”绝缘，也绝不反科学，只不过在它那里，“真”主要是道德与政治之真、德行实践之真，求真主要是“穷天理，明人伦”，而自然之真必须从属和服务于道德与政治之真。正因为如此，儒学对于科学具有内在的需求。如，敬授民时，需要天文历法； “要在安民，富而教之”，需要农学； “疗君亲之疾，救贫贱之厄”，需要医学等。儒学对科学的内在需求，从根本上为儒学与科学的协调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有些人不赞成儒学与科学的协调发展，认为儒学的发展不应当主动去适应科学，否则，不但不能促进科学，反而会降低以致抽空了儒学的独立价值，最终会把儒学引到邪路上去。他们主张：“儒学今日只有一条路，即把它的全副价值均转入全力发展精神科学、人文研究的方向上去，亦即把价值关怀寄托在纯粹的学术研究上去，今日儒者的命运也只有一条路，即韦伯所谓‘以学术为天职’。”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它承认儒学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立存在价值，强调了发展儒学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学界的努力，继续坚持儒学的价值理性关怀，维护儒学人文文化的传统和活力，推动儒学朝着精神科学、人文研究的方向前进；缺陷是，它包含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前提：在今日中国，儒学与科学可以截然分离。实际上，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内核部分以及科学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乃不争事实，儒学与科学互为发展背景也是不争事实，二者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谁也无法脱离对方。试想，在中国，如果研究、应用、管理科学的每一个人乃至全社会的每一个人，身体里都流淌着儒学的血液，细胞中都活跃着儒学的基因，那么，儒学怎么能够超然于科学之外？
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支配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如果说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衡量文化进步的终极标准的话，那么，是否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则理应包含在衡量文化进步的终极标准里。因此，一切文化形态，包括儒学在内，都无法回避和科学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和科学的关系，必须把是否有利于科学的发展作为自身评价的根本尺度之一。近些年科学成果的总量已经有了快速增长，但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依然很少。为什么我们的科学这么被动？文化的不适应其中包括儒学文化的不适应是基本原因之一。当然儒学文化并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唯一成分，马克思主义、一般西方文化、佛学、道教等其它文化成份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不容低估，甚至有的已经超过了儒学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儒学至今仍是我国文化的内核。所以儒学与科学协调发展之间的问题应该是我国科学发展比较被动的原因之一。我国要加快科学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引进、跟踪发达国家的科学固然重要，但一项基础性、战略性任务乃是协调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传承创新中国文化，使之尽快成为适宜科学生长的肥沃土壤。
所以在中国谈论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不是要不要协调发展的问题，而是必须协调发展以及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另外，推动儒学朝着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研究的方向前进与适应科学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发展儒学的人文精神有一个目标选择的问题，把适应科学的发展包含在儒学人文精神发展的目标里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其实，儒学适应科学的发展，本质上属于儒学适应社会发展的范畴。社会发展不仅包括科学发展，还包括民主、法制等方面的发展，所以，儒学还要全面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论是先秦原始儒学、宋明理学，还是现代儒学，儒学每一次大小不等的变化，都与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攸密相关，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