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六艺教学的概念回顾

先秦儒家的教育主张，是强调把学习变成一种理想、一种使命、一种情怀，又是一种娱乐身心的嗜好。《论语·述而》有云：“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传统教育，传统教育最终还是要通过“游于艺”落实，要从“游于艺”的次第做基础的实践，才能完成前三项理念。而古代六艺，实可区分为大学之六艺或者和小学之六艺。在《礼记·经解》，所谓六艺，指称《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而《周礼·地官司徒》说的，却是日常实践层面的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这两种所指早在周代存在，互相联系而又有分别，实因前者兼重理解形而上观念的高级教育，后者则是以乡校初级教育作前者基础，重视实践。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下编第二章“儒家·孔子·六艺”总结道：“予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学之六艺也；礼、乐、射、御、书、数，小学及乡校之六艺也。”

在两种“六艺”概念之间，《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之教，都是涉及阅读知晓到文献解读的过程，是总结前人记载的知识与经验，传承观念，为后人提供思想、观念的启发。而乐、射、御、书、数六者，则多涉及实践面，是通过活动去培养习惯行为，让学习者通过实践的场合，感受规范的入手方法，培养注重全面到细节，求其真善美，以便学习者从身心感受体会大六艺所谈的内容。但实际上，先民在教养孩子的过程，总不能等待儿童虚龄八岁入小学，更不能以为较小儿童尚未有足够体力和思想去学习“小学及乡校之六艺”，就把二三岁的幼儿搁在那边自生自灭。

自周代以来，中国古代理想的学习制度，基本便是要根据上述教学范围，从三岁起便教育儿童。这也影响民间因此流传“三岁定八十”的说法。其最初教学，不外是强调要从幼儿虚龄三岁到虚龄十五岁，让他们完成从启蒙到主动学习；也即是说，要在儿童成长为少年，转向成年期之前，落实蒙学与小学阶段的教育。古人也是希冀儿童不论身体和心智都能健康成长，先贤的教育体系，是在现代青少年心理所谓的“叛逆期”之前，事先助其励志，端其认知、开其视野、令其好学。古人重视蒙学至小学阶段落实基础教育，侧重让蒙学与小学的教学内容必须既是区别又能互相转承，把大小学六艺的内容让孩子从知情到体验，分配在不同阶段去学习，内容涉及知识、心性、观念、行为态度的培养，目标在确保其少年时代的平衡发展，已经趋向具备完整的个人生活能力、社会沟通与参与能力。

这其中，蒙学基本上是根据“游于艺”的精神，在幼儿尚未具备充分体能和思考能力去正规的学习礼、乐、射、御、书、数之前，让幼儿从认识字词开始，学习懂得分辨周遭社会与自然环境各种事物名相，还有听从蒙师讲解各种道理，走向学习和体验“六经”所教道理的启蒙阶段，但不一定必要阅读原典。到了明清，这个概念的经验积累，确定了蒙学主要教导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幼学琼林”等内容；而其学习目标不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以蒙学学习内容必然包含着大学六艺的基本知识，是孩子结合识字、学道理、学习周遭知识的启蒙阶段。尚且，对幼儿来说，其学习正表达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秩序，最后到实践层次必须落在“游于艺”，才能完成目标；以“游于艺”入手，从背书到写字，其学习这一切过程，是“玩”文字，寓学于游乐，也为孩子后来学习大学六艺做准备。

估计在儿童三岁到六岁阶段，若能把读书识字对应着他周遭的生活环境与自然环境，把上述“三百千千”到“幼学琼林”课程学完，一共会学到的四千多个字，这已经接近现代大学教育理想中要求汉语专业学生掌握的汉字数量。当代中国国家标准GB2312-80《信息交换用字符编码字符集*基本集》一级字库的常用字是3755个，加上二级字库的不常用字，总数是6763字。而孩子学习中国汉字，可以从《千字文》一千字开首，逐步完成这一目标，其实也涉及汉字在孩子眼中的印象特征。孩子学汉字，基本上是看到象形字或者各种图纹组合，很多时候即是学习着身边所见所闻周遭事物如何化为可以用在沟通表达的笔画，也即是化作图形。儿童从从学习字形对比实物，就会看到图形到线条的演变。这从中可以潜移默化幼儿到童子阶段认识大自然与周遭人事的能力，从懂得实物到笔画的演变，培养其透视力、概括力与联想力。并且，如果对照“三百千千”的内容，其中一个共同特点，是其文字都有过提炼、押韵，朗朗上口如韵律，可以潜移默化和培养孩子的记忆力与韵律感，让孩子自小在不论言语、思考、书写，都趋向文字简练和韵律感觉，读书因此就是有利训练自然呼吸的唱游活动，孩子不会感到枯燥沉闷。宋朝朱熹《小学》提到这样的教学优势，有说过：“古人之於诗，如今人歌曲一般。虽闾巷草野童稚，皆习闻其说而晓其义，故能兴起於诗。后世老师宿儒尙不能晓其义，怎生责得学者。……古人有歌咏，以养其情性，声音以养其耳目，舞蹈以养其血脉。”

儿童在这个阶段，头脑吸收能力和记忆能力处在成长过程的丰盛期，好奇心强，学习四千个多字的过程是活泼的，而且识字就能读，有助他们通过爱好阅读发挥好奇心，从阅读自娱摸索世界。可是，幼儿到儿童阶段，孩子对所学的一些抽象的、概念性质的道理，如《大学》所谓“三纲八目”，纵使背诵如流，也是处在似懂非懂的情境，他们缺乏社会与人生经验，总是难以体会；更何况，儿童不同成年人，他们心智未成熟、阅历少、社会经验未足，不宜直接进入社会环境，怕他遭受各种挫折和污染，反而扭曲心灵。因此，就得通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引导孩子，通过这些和他人、和环境、和动物、和思想相应的活动，久而久之体会人生，从中培养言行态度的习惯，知道如何做“止、定、静、安、虑”的工夫，知道在不同时刻如何才做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一切的礼、乐、射、御、书、数的训练，涉及的都是同伴、对手，用的是体能兼思考，无疑也是兼顾智育、体育、德育，照顾智、仁、勇三达德。

参考《礼记·学记》，先秦时代的文字教育虽然尚未积累经验，也未到后来发展出《三字经》等预先概括“大学之六艺”的教学。可是，按照《学记》，先秦时代要求达到这个目标，已经是建议采取精致教育，并且结合环境教学。而且，古代设学施教，讲究分布面积大，而各遍及面也要深入，如《礼记·学记》说的“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意即每二十五家的“闾”设有的学校叫“塾”，每五百家成一“党”而相应其层次的学校叫“庠”，每二千五百家就叫“术”而需要设立“序”，在国都则设立大学。我们看《学记》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这是说古代人在少年虚龄十五岁入大学之前，自儿童时代已经做到每年都可入学，每隔一年必须考查学习成绩。《学记》又说“一年视离经辩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強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是说，从小学起，第一年完毕，就得考查他对经句的理解能力，以及辨别他的志向和兴趣；第三年则要了解小孩是否专心学业以及懂得和睦相处；第五年要考查学生学习范围是否广博六艺，以及言行一致到表现在亲近尊师；第七年，一般是学生从儿童趋向少年的过程，就要考查他讨论学业的能力和择友态度，合格的就是小有成就；再到第九年，他们应达到知识触类旁通、不迷惑而退步。

由此可知，如果没有遇到战争、动乱、或者各种因素的牵制，古人早在先秦，一直到历代演变，是摸索过一套贯通着“小学的六艺”和“大学的六艺”的教学方式，并且寄望于一整套理想学制去支撑从个人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其最终目的，也不是要求学生死板的根据典籍生活，而是要求他们青少年阶段已经有能力“论学取友”，而后更有能力在为学、做事“知类通达”，应付各种环境。

二、古代六艺教学就是“游于艺”的儿童基础教育

不能忽略史实：至迟到宋代王应麟编写《三字经》，中华古代幼童学习文字的过程，不管他们是上蒙学或“小学”，他们学习的课文，包括《三字经》本身，都是有“游于艺”的性质，可以拿来深入讲故事，也可以“玩”字和唱诵。幼儿学习，主要是依靠视觉、听读、写字去记忆每个字体，汉文字所谓“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状态，较容易让读听者看其形、听其声。儿童学习文字，也因此较易把学懂意思的文字去对照身边事物，较易感受字体形状，感受到文字就是把三维立体物转变为以二维平面上的“画形”、“画象”、“画意”表达。并且，这一切课文都是句句押韵，可依韵律而唱游，达到从观赏兼唱游吸收文字的易处。这也意味着，尤其在蒙学阶段，学生无论是背诵到书写，都不离“游于艺”的实践，在过程认识环境、培养认知观念。

参考宋代王应麟撰写的《三字经》，可知《三字经》主年龄分配各阶段学习程序，又或者是“游于艺”的原则，是早在宋代已经有了说法。概括而言，一本《三字经》提出“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是具体地说出小儿的学习是要从“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做起，也就是建议大家从“六艺”的“礼”的实践做起，以确保原来的“人之初，性本善”不会“苟不教，性乃迁”，又是以“香九龄，能温席”以及“融四岁，能让梨”作为模范，告诉大家有榜样，能做到。而《三字经》其中论及由训蒙到通经致用的步骤，影响着大众广泛应用《三字经》于蒙学教育的明清两朝，以至民国初年。幼儿从背诵《三字经》入手，背熟了，不但认字，也明明白白自己将来的学习道路。

所以，《三字经》提出的训蒙目标很清楚，它主要是从接通小学六艺其中的礼、数、书、乐入手，强调小儿学习“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它又是以每句三字成意和押韵，让儿童在朗朗上口唱诵，首先有“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的数目概念，以及认知身边周遭的社会情境与自然环境，并结合着对于古人历史文化经验与价值观念的继承。其内容包括三才（天、地、人）、三光（日、月、星）、三纲（群臣、父子、夫妇）、四时（春、夏、秋、冬）、四方（东、南、西、北）、五行（金、木、水、火、土）、五常（仁、义、礼、智、信）、六谷（稻、粱、菽、麦、黍、稷）、六畜（马、牛、羊、鸡、犬、豕）、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八音（匏、土、革、木、石、金、丝、竹）、九族（高、曾、祖、父、本身、子、孙、玄孙、曾孙的关系）、十义（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朋信、友义、君敬、臣忠）等等基本概念，其上课方法就是“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这些句子，至少说明古人在幼儿阶段，已经为孩子进入为“礼、乐、书、数”打基础；而且，如此学习是顺着人类在儿童阶段善于吸收和好奇的天性，发展《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等课本具有“游于艺”效果的内容特征。

《三字经》内容基本上说明幼儿后来如何学习，基本上在人生不同阶段要学甚麽。但是，古人又很客观而科学，不让太小儿童阶段直接接触“射”与“御”，避免幼儿耗力气、错误伤害肌肉，或者因使用利器和马上运动发生一定的风险。实际上，《三字经》正好告诉大家，古人主张学生从蒙学到小学是“玩”文字，也“玩”礼仪活动、文字训诂、数学、吟诵唱乐。这是个“为学者，必有初”的阶段，要过了这个阶段，才是“小学终，至四书”，以后再“《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

把《三字经》对比《千字文》，《千字文》亦复如是。《千字文》的内容可谓与《三字经》提到的教学内容互相辉映，又更深入广泛。其文字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同样是可以从教导幼儿“玩乐”文字图形结构把文字与实物联系起来，并且是从前边八个句子就培养儿童仰望天空、俯瞰大地、往古思来的情怀，以及生起重视天时地利的态度。同时，正如《三字经》三字成句，《千字文》提供四字成句的文字提炼与押韵，同样是让幼儿由熟悉唱歌似的音律，自小体会和潜移默化说话如何遣词炼字、有韵律而呼吸顺畅。更重要是《千字文》用典，如“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分别出自《周易·系辞下》和《史记·太史公自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分别源于《尚书·尧典》和《汉书·律历志》，可见它的内容一面符合着《三字经》描述的启蒙教育要求，一面是为“小学终，至四书”以及更后头的未来学习事先扎好根基。其文字来源概括了《易经》、《淮南子》、《诗经》、《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史记》、《神农本草经》、《管子》、《韩非子》、《庄子》、《汉书》等。《千字文》正能说明蒙学从“玩”字到唱游为乐，早就松准备孩子後来熟悉“大学”。

再如《千家诗》，其内容亦相应于《三字经》建议儿童学习“首孝悌，次见闻”。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曹寅刊行《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十二卷，内容可分为〈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十四类。可见这也是沿着幼儿之前从《三字经》建立的基础认识以及《千字文》所教字词的概念认识，继续深化知识，目标不外引导儿童的个人情怀与客观认识，从视觉到心灵全面感受与想象其日常生活所在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情境。

还有就是《百家姓》，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本书当成书于北宋初年，“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如此，它成书和普及都早于《三字经》，显然是流传极广的一种蒙学教材。从表面去看，《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读来顺口，易学好记，就是内容看似没有文理，似乎只为了让儿童学会如何押韵与读字顺畅。但是，如果从“游于艺”的角度切入，在《三字经》后头加上《百家姓》，其实是紧接着《三字经》原本的概说中华历史变迁，从每个姓氏的来历、名人更细致说好中华故事，让孩子认识到天下之所以天下，是因着许多具体的“家”连成一片，不断秉承传统开枝散叶，形成各自家族光荣历史，又组成属于全民族的具体历史，由此构建幼儿心目中对个人人生、家族、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体观与多元观。清朝后期，坊间流行《增广百家姓》，就是为了配合《百家姓》教导儿童的需要，以文字配图画，在每页上方记录历史名人与所其属家族，或绘画名人闻名事件图像，结合着每页下半按传统编写的四字姓氏押韵短句。

综合上述认识，中华传统蒙学常用课本的“三百千千”，其实以《论语·述而》主张“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依据，至宋代已经逐渐摸索出数本承载其教学目标的教材，形成到明清依然让教学者乐于实践的基本课本。目前，中国幼儿教育是继续受着201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的指导，其内容有明确指出：“加强对幼儿园玩教具、幼儿图书的配备与指导，为儿童创设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而2012年《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也指出：“重视环境和游戏对幼儿发展的独特作用，创设富有教育意义的环境氛围，将游戏作为幼儿的主要活动”。若从“游于艺”的角度入手，《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作为“游于艺”的实践，本就是源于古人设想根据儿童天性设计的一套活泼游戏教学，要求老师要结合周遭社会情境与自然环境引导学子兴趣的学习，其原理和所欲达到的教学效果，足以补充与丰富当代各地华人教育追求继承传统文化、培养儿童视野与心性的目标，尤其在幼儿园与小学教育如何打好基础。

在古代六艺与现代源于西方的教育理论之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传统文化理想不应丢失，而“游于艺”就是前者与后者可以互相接轨的基础。当代的进路，应探索将前者创造性转化为当代可行，也将后者理论转化在中华情境，以结合和丰富前者实践，转化出具备民族特征与内涵的当代六艺教学。

王琛发教授：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访问教授，越南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介休后土文化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