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创造了文明，文明各有特色。这些特色，是不同地域、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曲折的时光隧道中，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独特呈现。文明总是在交流、互鉴、冲突、融合等中经历着涅槃重生。

文明史研究中的“误读”与创造

文明是独特的，也具有普遍性。文明的独特性，构成了文明之间交流互鉴、互动的内在根据；文明的普遍性，则使各种文明的共享与交流成为可能。

　　在研究人类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时，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区别清楚特别重要。以“格义”佛学为例。佛教传入中国，究竟从海路入华，还是从陆路入华？究竟西汉末入华，还是东汉初入华？究竟从西域辗转入华，还是从印度直接入华？这些都是历史研究中的简单事实判断。还有复杂事实判断，比如对于佛教经典《金刚经》《法华经》《华严经》精义的揭示与分析，是否精准而且符合经典本意。玄奘对于《唯识论》的翻译和理解，也许最符合印度佛教宗旨，但是，唯识宗并不能被中国文化普遍接受，中国人最信仰的净土宗和禅宗，也许是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变种，是自觉和不自觉“误读”的结果。

　　佛教思想作为一种外来文明，必定会经过中华文明的审问与改造方才被接受。“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的过程，就是佛教被改造与接受的过程。这一过程从事实判断来看，会是“误读”，而从价值判断来讲，也许是创新。文明史研究中的“误读”与创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格义”佛学有两个特征。一是歪曲了佛典的原意，这就是所谓误读，属于事实判断。二是迎合了中国的需求，佛教的中国化促进了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发展，这是价值判断。

　　明末利玛窦入华，为了适应中国文明特性，传播包括基督教文化在内的西方文明，多有折中，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反对者或原教旨主义者却因此而在他死后加以清算，清算的根据就是利玛窦传播西学“失真”。一场轰轰烈烈的“礼仪之争”，就表现为要原原本本、不折不扣地向中国人传播西学的执拗，直到中西方政治权力介入、康熙禁教的悲剧出现。

　　“误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文明本身具有丰富性、多面性，其中某些部分正好与接受方的某些需求相契相合，这种部分而不是全部的文明交流自然会引起接受过程中的偏差。其次，外来文明元素是否在接收方有合适的土壤。18世纪法国在实行君主立宪（英国）还是开明专制（中国）问题上曾经有过争论，最后都没有实现。法国大革命终结了这场讨论，使得当时法国矛盾以最激进的方式爆发。从伏尔泰、魁奈和孟德斯鸠对中国文明的讨论可以看到，他们对国外文明的取舍完全从本国的需求出发。最后就是接受者将外来元素嫁接到自己熟悉的文化传统上的能力与路径问题。晚清中国改革的失败与日本改革的成功，可以从这方面分析。因此，在文明史研究中，“拿来主义”与格义融通其实是并行不悖的；重点不是考证“拿来主义”所拿的东西是否符合原教旨，而是研究在互动与互鉴中，“他者”如何为我所用。“郢书燕说”也不失为文明创造的一种新途径。

文明比较研究中的价值判断

文明比较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是多层次的。以长城和大运河为例。长城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秦汉时它也许只有军事意义，清代以后失去了军事价值，只留下作为文明遗址的文物意义。大运河的开挖是隋炀帝劳民伤财激起民变的重要原因；唐宋的繁荣却离不开运河的作用；近代以来运河的交通经济功能在减弱，而它作为人类文明遗产的意义却得到充分肯定。文明的价值在时间的变化中发生改变。

　　再以对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这两次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变革的宏大叙述为例。从农业革命来看，人类古代农业文明中，发生农业革命的地方在东方，比如中国与西亚北非。西欧也有农业，但是不曾有农业革命，其先进农业技术是从亚洲和非洲学来的。从工业革命来看，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地区是西欧，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历史上也有工业，但亚洲国家的工业化与现代化都存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甚至实行“拿来主义”的过程。由此可见，尽管东西方社会都经历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但其发轫之地与其后发之区，各有不同。就农业革命而言，东方是发轫之地，西方是后发之区；就工业革命而言，西方是发轫之地，东方是后发之区。东西方都会结合自身国家与地区的地域条件以及历史文化特点等，对先进技术进行引进、吸收和消化，因而表现出不同特色。同时，东西方文明又在不同中成就彼此，人类新文明的生发和进步由此得以实现。

　　（原载：《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