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时代，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伏尔泰怀着崇敬之心抄录了许多儒家哲学的文字。在那个时代，鲜有西方人造访过亚洲，西方将东方视为一个谜，中国更是被描绘成一个传奇。当法国民众、学者甚至君主还没有开始了解这个亚洲国家的社会和文化时，孔子的思想和哲学就已经得到了伏尔泰的赞扬。在1756年发表的题为《试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一文中，伏尔泰以中国为例，描述了他所推崇的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先进道德文化，摒弃迷信，以理性的知识取而代之。他在作品中写道：“中国人最了解、注重培养与完善的就是道德和法律。子女孝敬父亲是中国政府的根本。”伏尔泰以敬佩的言语描述孔子：“他的道德与爱比克泰德一样纯洁、严厉，同时也一样人性化。比起建议他人‘不要对别人做你不想让他们对你做的事’，孔子会建议‘对别人做你希望他们对你做的事’。”伏尔泰认为，孔子“拥有所有的荣誉，不是神圣的荣誉，这不属于任何人，而是一个人应得的荣誉，他将人类头脑所能形成的最健全的想法赋予了神性”。在伏尔泰的《哲学辞典》中，他写道：“孔子没有发明一套道德体系，而是在所有人的心中找到了它。”

在相隔了两千年的情况下，两个背景、文化和知识体系截然不同的思想家，他们是如何对世界的思想和哲学观拥有共同的观点的？在一个与中国古代如此不同的时代，是什么驱使一位欧洲思想家如此推崇孔子的思想？伏尔泰又对儒家思想的哪些方面最为赞赏？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就要了解伏尔泰和孔子的成长背景如何塑造了他们的哲学。

1694年，伏尔泰出生于巴黎，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çois-Marie Arouet）。他成长于一个精英家庭，在巴黎的路易勒格朗中学接受了久负盛名的教育。伏尔泰早年对文学、写作和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影响了他离开学校后的职业选择。他将两位法国最著名的戏剧作家莫里哀和拉辛视为自己的偶像，并渴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尽管他的父亲强烈反对他的职业选择，伏尔泰还是坚持写作，并很快凭借他充满幽默和讽刺性的作品在贵族家庭中广受欢迎。由于对法国政府进行了强烈批评，他被关进了巴士底狱，并很快改用笔名伏尔泰。

这位法国思想家还被流放到英国，在那里他受到了英国思想家和作家的影响，包括亚当·斯密、艾萨克·牛顿和威廉·莎士比亚。1728年，伏尔泰回到法国，在莎士比亚风格的启发下创作了《厄里费勒》和《恺撒之死》，并开始发行悲剧类型的戏剧。他在英国的经历不仅改变了他的写作风格，也改变了他的哲学观点，他开始褒奖英国政府的言论自由，并加剧了他对教会和法国政府之间关系的怀疑。他认为，两者的分离会带来信仰的自由和对信仰更高的宽容。然而，他的想法遭到了法国当局的拒绝，迫使他离开巴黎。伏尔泰终其一生都在反抗教会的压迫。伏尔泰对自己国家的政府和社会感到失望，发现法国被腐败和对权力的贪婪所腐蚀。高文盲率导致民众无知且迷信，他认为，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上，培养民众的批判性思维。在此时代背景下，伏尔泰将儒家哲学视为社会应该如何运转的理想代表。

孔子公元前551年出生于鲁国，那是以动荡为标志的春秋时期。孔子出身贵族，但在他三岁时，父亲的去世使他的家庭陷入贫困。尽管如此，这位中国思想家却接受了包括音乐、数学、经学和历史在内的六艺基础教育。与伏尔泰相似，孔子也认为知识和教育能使国家变得强大，统治者应当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足够的知识、纪律和教育。步入仕途后，孔子因朝政内部不稳定、统治者的贪婪和不负责任而辞去了职务，并在授徒讲学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孔子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从教育中受益。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生活方式和哲学观，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儒家思想的基本理念是，人在出生时，其内在是善良的。然而，由于缺乏后天强有力的道德标准，人们开始追求不道德行为。如果个人能够遵守一套道德准则，他们就能过上平静而富有成效的生活，这些美德将进一步延伸到社会的其他部分。孔子的主要思想之一是孝道，即对家庭的自我奉献。“孝”可以理解为对父母权威的服从、对祖先的崇拜、对上天的崇拜、对国家/皇帝的崇拜。对孔子来说，家庭代表着最重要的群体，孝顺是实现社会稳定繁荣的关键。大多数重要的道德思想都围绕着“仁”展开，并延伸至诸如尊重、利他和谦逊等美德。

通过比较两位思想家的背景，了解他们形成各自意识形态的道路，不难发现他们对社会的思想和观点如此相似。两人都曾对自己的国家感到失望，因而推崇利用教育和哲学的手段治理混乱的国家。

伏尔泰对两千年之前的中国持有一种理想化的认知，他指出，“中国人在我们（法国人）之前就已经看到了劳动对于财富生产的重要性”，并将中国描述为“世界上最明智、治理最好的国家”。在伏尔泰看来，法国政府应该学习中国的儒家思想。他认为古代中国所实现的一切和平，包括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都是儒家哲学发挥作用的结果。从早期接受教育开始，伏尔泰就一直对基督教的力量及其与法国政府的密切关系持怀疑态度。由于教会的压迫，法国民众的文盲率很高，导致无知和对迷信的狂热，使伏尔泰非常失望。令这位法国哲学家感兴趣的是，儒家被视为“一种理性的宗教，没有迷信或狂热的成分，而且宽容，因为它不会引起宗教战争”。孔子在伏尔泰眼中扮演着类似于管理者的角色，既教导国家和平统治，又注重教育和理性。伏尔泰十分钦佩中国制度的整体架构，其中不涉及权力和制度的滥用，在中国封建制度中，皇帝被视为父亲，民众被视为孩子，这样的互动关系是独特的，也是儒家所拥有的孝道形式。

当然，伏尔泰对孔子的赞美确实有其弱点。由于相似的经历，伏尔泰视孔子为另一个自己，既对自己的国家感到失望，又创造了可以“拯救”民族的意识形态。但是，伏尔泰并不了解中国，从未去过中国，因此，很难准确理解建立在尊重祖先基础之上的中国制度。伏尔泰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也受到批评，有学者认为他“过分将儒家思想理想化”。事实上，伏尔泰将儒家思想作为批评法国的一种方式，尽管对中国、中国的制度和儒家的理解还存在一定局限性。无论如何，就伏尔泰所处的时代和地位来看，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无疑为鼓励西方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伏尔泰和孔子都是各自所处时代、所处国家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们深刻影响着所处时代，也深刻影响着后世，他们的影响力都是世界性的。深入研究伏尔泰对孔子的认识，对于推动人类不同文明互鉴、建设21世纪的人类新文明有着积极的作用。

（来源：《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