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穿”西域，开启了东西方跨文化交流的新纪元。随着中国文化的西传、罗马帝国的东扩以及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促进并见证了欧亚大陆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之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与融合。经过这条洲际大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供暖技术、四大发明经由波斯、大食等国传到欧洲，西方优秀的商品、技术和文化也传入中国；犹太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沿线地区碰撞、生根，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也经由西方传教士带到欧洲。尤其是，随着《论语》被译成拉丁语和英语，孔子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成为启蒙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和社会腐败的重要武器，极大地推进了西欧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的国父们竭力使美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与欧洲进行政治斡旋和文化切割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孔子思想的巨大价值，试图以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基准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度。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孔子思想经法国、德国、英国传到美国，融入《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等纲领性文件。在美国思想文化领域，孔子不仅启发了爱默生、梭罗等人的超验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更是经过埃兹拉·庞德的创造性演绎，成为推动现代主义思潮发轫和意象派兴起的关键因子。本文主要梳理孔子思想在美国的早期传播和影响，揭示美国文化基石中所蕴含的中国理念，并预测中国文化在21世纪所扮演的角色。

一、欧洲与孔子的邂逅

欧洲与孔子最初的邂逅，源于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翻译。16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教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通过学习汉语和翻译儒家经典，能够使他们获得接近朝廷和士大夫的机会。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人指出，在中国布道的最佳方式，是让基督教义去适应儒家思想。这些先驱者的一系列努力，最终促成了四位传教士的合作，于1687年第一次将《论语》译成拉丁语——《中国哲学家孔子，或用拉丁语阐释中国人的智慧》，孔子思想也由此被译介到了欧洲。四位传教士分别是意大利人殷铎泽，比利时人柏应理、鲁日满和奥地利人恩理格，他们在中国度过了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然而，这部儒家经典并未得到罗马教皇的首肯，没有在耶稣会的总部罗马问世，而是受到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青睐，由位于巴黎的皇家出版社出版，目的是“为了实现在东方传教和文化事业的最高利益”。此后，该书不仅成为耶稣会士的传教指南，也为太阳王意欲在中国推广基督教并向东方扩张提供了根据。

2011年，梅谦立用汉语、拉丁语和英语三种语言，重新出版了这部儒家经典的首译本。他在长篇序言中声称，该译本是一次“跨文化阐释学”的实践，其中不仅蕴含着“耶稣会士与中国学者的互动”，也体现了“新儒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在他看来，东西方历史上有两个决定性时刻：在东方，是明朝向清朝的过渡以及现代中国的崛起时期；在西方，则是“发现”新大陆和文艺复兴时期。此外，他也记录了西方对中国文化在态度上的重大转变：

……第一批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思想缺乏逻辑。然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哲学家孔子》呈现了儒家经典的逻辑性特征，并且用西方的逻辑学术语予以解释。

这种带有跨文化色彩的思维方式，似乎贯穿了欧洲和美国的整个启蒙时代。德国启蒙哲学家、数学家、外交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在读完《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后，于1687年用拉丁语主编了《中国近事》一书，旨在引导西方学者进一步认识中国。该书意味着他对在中国推广基督教的理念表示认可，也为他的研究开启了东西方跨文化交流之门。他在该书中提出了“世界主义”的观点，主张将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来使用，并呼吁欧洲人向中国人学习实践哲学，养成以理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他明确指出，这种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非常必要：

鉴于道德的严重滑坡，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状况，似乎有必要让中国的传教士过来，教授我们如何使用和践行自然神学，就像我们派遣传教士教他们天启神学那样。

欧洲对孔子的认识和接受，虽然存在着若干偶然因素，但更多的是顺应了现实和时代的需要。当时新兴的启蒙思想家渴望冲破天主教会、专制王权和传统偏见的层层阻力，向大众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孔子思想恰逢其时，被传教士译介成欧洲的主流语言——拉丁语。在遥远、异域的东方，中国哲人的某些理念与他们的启蒙思想若合符契，自然成为他们所极力借重的外部力量。孔子思想中所蕴含的秩序、理性、自然神学、实用哲学等因素，为深陷封建专制和教会束缚，社会混乱、道德败坏的欧洲提供了一服良药。孔子被视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守护神”，欧洲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则被誉为“法国的孔夫子”。从这种意义上说，孔子学说跨越文化和国界传播到欧洲之后，构成了启蒙运动新思想的外部基础，在欧洲民族文化创新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欧洲在艺术、家具、建筑等各个领域，纷纷从主题、形式、技术等方面效仿中国，尤其是18世纪，掀起了一场风靡欧洲的“中国风”。随着《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出版，西方经历了从“耶稣会士的中国化”到“18世纪哲学中国热”的重大转变。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F.拉赫认为，这一转变意味着西方人开始默认东方文明比他们更为优越。

二、富兰克林对孔子的跨文化阐释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一名启蒙主义者，被称为美国“第一位哲人、第一位真正伟大的文人”。他借助法文和英文资料，将儒家思想译介到了美国，是“美国最早、最重要的亲华者”。在当时，《中国哲学家孔子》已译成英文《孔子的道德箴言——在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降临前五百年就大放异彩的中国哲学家：那个国度最值得一读的著作》，依据的是让·德拉·布鲁恩和路易·库森的法译本，由兰德尔·泰勒于1691年在伦敦出版。译者在解读该书的拉丁文标题时，将孔子思想定性为一种美德，并与基督教义联系起来：二者在德行观上的相似性，成为试图为所有事物寻找理性解释的启蒙思想的一部分。

富兰克林在《自传》第一部分提到，美国宗教逐渐发展成一种科学观念，以及对自然神论的理性建构；而这一转变得益于他对孔子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接受。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中国传统缺少对超验存在的信仰。1737年，富兰克林在《宾夕法尼亚公报》上连续两期刊登儒家经典的节选和摘要。他的资料是源自伦敦出版的《孔子的道德箴言》，还是拉丁语节译本？他对孔子思想的总结究竟是原创，还是转自其他资料？我们都不得而知。然而，他在公报上刊登的段落，与美国科学家和实用主义哲学家自我完善的理念相一致。1784年，他在巴黎谋求与英国达成和约期间，撰写了《自传》第二部分，在论述美德时这些段落再次出现。他在《来自孔子的道德》一文中，聚焦于实现“至善”的重要性，且感慨阅读孔子的作品大有裨益：

该书是实现最高智慧和至善的必由之路。这位哲学家在书中探讨了三件要事：

1.应该如何陶冶心性、规范行为；

2.教化和引导他人所需的方式；

3.关爱每一个人，追求、信守并止于至善……孔子曾说，真正的知识对君王和士大夫意义重大，而获得它的最大秘诀在于，培育和完善上天的馈赠——理性。

富兰克林对孔子作品的总结，符合从个人修身到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过程，与庞德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第13篇《诗章》对孔子思想的认知相一致。该诗章以《礼记·大学》“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为底本，阐述自我、家庭和君王之间的和谐互动：

孔子边说，边在箔叶上写道，

人如果自身没有秩序，

则不能要求他人有秩序；

人如果自身没有秩序，

则家庭运转没有秩序；

君王如果没有秩序，

则无法教化臣民有秩序。

富兰克林很早就确定了追求至善的目标，“受孔子道德观的启发”，设立了十三条美德。王小良在他的文章中列举了这些美德，并附上《孔子的道德箴言》中对应的引文，以展示这位美国国父如何再现中国先贤的思想。其中，只有第三条“秩序”和第十一条“镇静”出自富兰克林。富兰克林遵循孔子所设想的“至善之路——从个人、家庭到国家和天下”，而实现“至善”的关键在于各尽其责，“在井然有序的体制中扮演好既定的角色”。他认为，在孔子的思想中，知识和理性是上天对君王和士大夫的馈赠，他们的生活离不开这些美德。他将孔子作为理性生活的典范，推荐给传教士乔治·怀特菲尔德：

我很高兴你经常向大人物传教。如果你能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品行，那么下层阶级的行为也会随之发生美妙的变化。东方著名改革家孔子就是这么做的。他看到国家腐败不堪，邪恶势力横行，便去游说王公贵族；如果他们信奉孔子的学说并致力于改善德行，平民百姓就会去效仿。这种模式对人类的影响极好；有些人或许不怕地狱，而是害怕跟不上潮流。我们西方的改革大多始于无知的暴民；当他们达到一定数量时，其利益和党派主张就会引起智者和要人的注意。一个社会若能双管齐下，改革会更迅速。

《致乔治·怀特菲尔德》，1749年7月6日

富兰克林坚信，理性时代的美国人需要自律、贤明的政治家，而孔子所敬仰的尧就是这种公仆的典范。

（尧）是符合孔子政治理想的君王……简言之，他严格遵照理性，约束自己的爱和激情。尧比的耶稣基督早2357年降生，统治国家近百年；他审慎周全，宽厚仁慈，他的子民是世界上最幸福人。

尧的事例表明，追求幸福的权利与生命权、自由权一起，都是造物主赋予所有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被写入了《独立宣言》。孔子强调德行与幸福之间的关联，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等美国国父均表示认可，他们将对孔子思想的解读，融入了美国建国纲领之中。

三、美国建国纲领中的儒家思想

1934年，庞德出版《诗章》第31-41章，从儒学的视角考察美国国父私人和公开档案的互文关系，摘录了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安德鲁·杰克逊、马丁·范布伦的书信和文章。他试图考察美国独立战争以及获得政治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反对将原住民和非裔奴隶排除在政治联邦之外，抨击货币制度的缺陷。在庞德看来，美国第二、三任总统亚当斯和杰斐逊，是最接近儒家理想的总统。他引用他们的书信，“将其与孔子学说相比较”，揭示“在通信过程中”，两位总统“均关心儒家伦理核心术语的准确含义”。相较而言，亚当斯似乎更符合儒家理想君王的形象。在《中国诗章》（52-61章）之后的《亚当斯诗章》（62-71章），庞德将源自上帝的自由思想与国会和亚当斯等量齐观，使亚当斯和上帝联系起来，并用大写字母组成半圆形图案：“上帝拯救自由、国会和亚当斯”。亚当斯是个强力领袖，却捍卫和平，在政治上的表现与他的继任者——支持贵族统治的杰斐逊截然不同，这在他写给杰斐逊的信中有所体现：“你畏惧大众，而我害怕精英。”这些与美国建国相关的讨论表明，美国的创建者想要摆脱英国殖民者君主专制的统治模式，转向法国和古罗马的政治思想。选择具有参议院建制的共和制国家政体形式，很容易使人想起古罗马的统治，后来华盛顿特区的古典建筑也证实了这一点。法国与美国关系和睦，帮助美国脱离英国获得独立；启蒙哲学家“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思想为美国所接受，成为他们发现孔子的纽带。庞德深知耶稣会士的重要作用，他们是中国与欧洲，尤其是与法国跨文化交流的桥梁，耶稣会士的重要出版物都是在法国出版。第60诗章描述了17世纪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情形，庞德将其放在《中国诗章》和《亚当斯诗章》之间，暗示两国的思想交流。

美国的国父们反复提及，中国圣人身上蕴含着巨大的道德力量，其中所预示的基督教信仰有助于形成良政善治和世俗社会。在启蒙时期的美国，孔子足以取代耶稣的地位。托马斯·潘恩在《论<旧约>和<新约>》一文中，将孔子和耶稣作了比较：

从道德的层面来说，《新约》中有很多精彩的内容，但它们早在基督诞生几百年前就已经在东方宣扬过了。中国哲学家孔子早于基督五百年就曾说过：“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在美国立国初期，孔子以“18世纪启蒙运动守护神”的形象出现，与新兴共和国需要有德行的领导人有关。孔子思想中的道德和理性成分，有助于他们摆脱欧洲腐败的君主专制制度，消除清教徒殖民者强烈的宗教倾向。詹姆斯·麦迪逊位于弗吉尼亚的家中挂着一幅孔子像，他在参与起草美国《宪法》时重新阐述了孔子思想：

政治宪法设立的目的，首先是或应该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共同利益，使拥有至高智慧和德行的领袖明辨是非，不断追求；其次是，为了使他们在继续保持公众信任的同时，能够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维持美德。

杰斐逊同样认可儒家思想，努力摆脱美国的清教传统，转而支持“儒家学派等推崇个人美德的实用宗教”。杰斐逊在第三任总统就职演说中，再次强调把儒家思想主干作为一种道德力量，来为美国这个新国度谋求福祉。此外，科林·威尔斯在杰斐逊的剪贴簿中发现了一首摘自《诗经》的诗，其主题是称颂卫武公为君王的典范。关于儒家思想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王小良的总结很有见地：

美国国父们努力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确保民主制度朝着正确的方向运转。他们用儒家道德哲学来捍卫民主制度，树立个人美德，培养具有良好道德感的公民为新国家服务。经过美国国父们的努力，儒家道德哲学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社会道德的形成。

由此可知，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多位美国国父，融入美国创立初期的政治文书中，构成了美国建国纲领的重要维度。

实际上，欧美不只对儒家哲学和政治兴趣浓厚，对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津津乐道。王小良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知识和发明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公共生活。潘恩根据瑞典海员的航行报告，在《宾夕法尼亚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富兰克林在费城的图书馆里收藏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他在大量阅读之后，证实了自己的信念，即中国是“最古老、最富有经验和智慧的国家”。威尔顿·狄龙总结了王小良对中美交流的研究：

儒家哲学、茶叶、瓷器、墙纸、大黄、大豆、房屋供暖、运河和造船技术、理性思想、火箭技术和替代疗法，都是中国的贡献。法国—印第安人战争之后，富兰克林受中国长城的启发，设计了木墙，使费城免遭印第安人的袭击；杰斐逊式建筑带有中国设计的印迹。

美国建国后在贸易上也开始摆脱英国，与中国直接往来。1784年乔治·华盛顿生日那天，一艘以“中国皇后号”命名的商船从纽约出发驶向中国，一年后满载而归，在中美交流史上写了光辉的一页。孔子对美国影响最公开可见的标志是，在卡斯·吉尔伯特设计、1935年竣工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楼上，孔子作为三大立法者之一，与摩西和梭伦一起代表影响美国的三大人物，被赫尔蒙·麦克尼尔雕刻在东侧的三角形门楣上。

同样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庞德重拾对孔子和中国传统的兴趣，认真学习汉语，创作了《中国诗章》。他呈现中国文明的目的在于，将其作为《亚当斯诗章》后十篇的映衬。该部分以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为焦点，探讨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状况。庞德发现了一句纲领性的中国格言“日日新”，认为它能够成为联系美国总统与中国君王的纽带。这一格言曾刻于三千多年前商朝开国君王商汤的浴盆之上，体现了商汤统治与每日革新的实践。庞德在两个地方读到过它，一是法国人冯秉正18世纪早期旅居北京时创作的《中国通史》——《中国诗章》以它为基础创作而成；二是英译本《大学》。庞德将“日日新”置于显眼位置，构成了第53诗章的主题。该诗章是《中国诗章》的第二篇，处在两个《美国诗章》中间，暗喻它是美国文明更新的核心。

第53诗章涉及中国自公元前20世纪以来至孔子时期的历史，“日日新”的信条呈现出从商汤德行和孔子思想衍生出来的政治维度。商朝建立不久，七年大旱，粮食绝收，商汤无法运用财政措施解决饥荒。然而，这与钱无关，而在于君王要“以德配天”，践行“日日新”的信条——他上山祈雨，与至高神明上帝合一，百姓自然会恢复天地间的平衡。这个故事与皋陶的传说有关，认为百姓被赋予了伟大的力量：“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上天借百姓的眼睛和耳朵来视听，通过百姓的判断来赏罚。玛丽·齐多也强调，对公元前1766年取代夏朝的商朝进行这种政治解读，与庞德当时的政治信仰相符。20世纪30年代，庞德渴望在一个秩序井然、不受财政束缚的社会，推行等级森严的男权制准则。这也是他以孔子为基点，对中华文明和美国建国理念的一种推论。他在撰写《中国诗章》和《美国诗章》时，认识到“日日新”是诗学和政治革新的内核，而这也成为他现代主义思想的源头。

四、“日日新”：庞德现代理念的源头

庞德从事中国研究的契机在于，其现代主义理念与“日日新”的格言若合符节。他精通多种语言，认为创新无疑会在跨文化性的诗歌领域实现。英语“诗歌”一词源自古希腊语ποιεω[poieo]，意为“制造”，天生是创造和表达“新”的媒介。庞德一生都在践行和证明这种“日日新”的诗性追求。为此，他不惜与欧美传统决裂，放弃了最初学习与接受的罗曼语和古典教育，转而在欧美之外的世界探寻，致力于再现中国传统的方方面面。

庞德生于美国西北部的爱达荷州，在东海岸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肄业，常年在欧洲生活，浸淫东西方语言和文化多年。20世纪初年，庞德在伦敦期间开始痴迷汉字和孔子。他首次接触中国诗歌时，也刚刚开始阅读儒家经典。1913年，哈佛艺术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的遗孀，请求庞德编辑、出版丈夫的手稿《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当时庞德正在阅读纪尧姆·鲍狄埃四部儒家经典的法译本（1841）。编辑工作和儒家思想影响了他有关现代诗歌的创新理念甚至政治生涯。1878年以后，费诺罗萨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讲授欧陆哲学和社会学，他的手稿正是这一时期与同事森槐南合作的成果。在汉学家森槐南的帮助下，精通日语的费诺罗萨虽然对汉语一知半解，却研究起了中国古诗。他的手稿采用逐字翻译的方式，在每个汉字的下方加上英文注释，但各个释义之间毫无关联。诗人们对费诺罗萨的想法和译文赞赏有加，汉学家们却指出了其中明显的语言缺陷。乔治·A.肯尼迪在作过一番透彻的语言分析后，声称它是“一小团乱麻。在短短44页的篇幅中，[他]不断地转换主题，与一些毫无攻击性的假想敌作斗争”。手稿出版后，东西方学者将批判的焦点从费诺罗萨的语言错误转向了庞德，指责他误读了汉字书写系统。R.约翰·威廉姆斯评论道：

庞德和费诺罗萨完全误解了汉字书写系统的本质，有些盲目地执着于更具异国情调的次要元素。庞德甚至认为，表意的汉字像图画一样清楚易懂（与表音文字相对），即使不会汉语也可以解读。

威廉姆斯引用张隆溪的观点，反对将汉字视作单一的象形或表意文字：“因为汉字是抽象概念的语言符号，词语兼具声音和意义，而不是对事物本身图画式的呈现。”尽管庞德在语言学方面缺陷明显，但他在编辑文稿时与中国诗歌互动，并以其所阅读的儒家经典作支撑，而这成为东西方跨文化关系的转折点。

受费诺罗萨中国诗稿的启发，庞德提出了一种新的翻译理念，他称之为“再创造”，批评家称之为“创造性翻译”或“半透明性”翻译。1916年，庞德给艾利斯·巴里写信道：“完全没有必要去了解一门语言。在任何语言中，经典的诗歌少之又少，人们只需要，真的只需要知道几百个词就行了。”因此，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他对中国诗歌的“再创造”，即1915年出版的被威廉姆斯称为“现代派丑闻”之一的《华夏集》，展现出了一些新的含义。这部现代新诗处女作——《华夏集》（埃兹拉·庞德译，以李白作品为主，据厄内斯特·费诺罗萨的遗稿及森槐南教授、有贺长雄教授的注疏），彰显了中、日、美三国诗人和批评家共同努力，尝试发起一项全新的、将不同语言和文化体系联系起来的诗歌运动。这与张隆溪的中西文化翻译观有共通之处，旨在超越“过于强调差异性和文化特异性”或“种族中心主义偏见”。齐多引证多位诗人和批评家的观点，指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奇特认知……使他能透析诗歌的本质，这与他有限的汉学训练无关”。难怪T.S.艾略特称庞德是“我们时代中国诗的创造者”。西方作家愈来愈关注书写体系迥异的亚洲文学，而庞德转向中国诗歌是其中的表现之一，推动了意象派运动和现代诗歌的发轫。

对儒家经典的阅读，是庞德转向中国诗歌的另一个原因。20世纪头十年，理雅各的英译本在伦敦随处可见，庞德读的却是鲍狄埃的法译本。庞德热爱中国悠久的儒家思想，体现了他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双重革新努力。中华民国的奠基者结束了四千多年的王朝统治，急于摆脱包括儒家遗产在内的传统。一些在英美留过学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如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北洋政府官员宋发祥，带回了西方的政治和哲学思想。1914年庞德与宋发祥在伦敦相识，并安排他在《自我主义者》杂志发表文章《中国贫困的缘由及疗方》，阐述其“反孔”言论。与此同时，西方知识分子和作家发现了东方的哲学和知识财富。庞德便借助中国诗歌和文明，表达创新的现代立场，批驳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孔思想，呼吁西方重视中国文化。他在给宋发祥文章所写的导言中，不仅反对其立场，还提出了自己的跨文化思想：“在许多西方人的文化生活中，中国已经取代了希腊；这时看看西方思想如何渗透到东方，倒也不失为一件有趣之事。”实际上，美国国父与中华民国的创建者都受革新精神的驱使，遵循庞德从儒家思想中提取的“日日新”的格言。

庞德引领了从西方经典向中国文化的转向，同时创作了一系列文章，后来以“日日新”为书名出版。他旨在重新发现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诗人和传统，尤其沉迷于以往的诗歌形式，如中世纪行吟诗人用普罗旺斯语创作的诗歌、译著以及英国文学传统。他对中国表意文字和历代王朝悠久传统的认知，也影响了其文章的写作风格。

在《埃兹拉·庞德的儒家经典翻译》一书中，齐多追溯了这位诗人兼批评家对汉语和孔子认识的各个阶段。20世纪头十年，庞德初次接触儒家经典，不赞同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孔思想，随后意识到文化传统之于创新的重要性，因此，孔子的秩序观和德行观贯穿了他的文学和政治生涯。这促使他在20年代再次研究孔子，并计划翻译儒家著作。据齐多所言，1928年庞德“只翻译了《大学》这一部儒家经典，不过他不懂汉语……只是转译了鲍狄埃的法译本”。30年代中期，庞德努力学习汉语，从中文翻译儒家著作，创作了《中国诗章》，并认识到孔子之于时代的意义。1937年，他发表《论亟需孔子》一文，反对资本主义和金融运作，呼吁西方革新。1954年，庞德出版《诗经》的英译本，诗人理查德·威尔伯称他是“我们时代的首席翻译家”，瑞恰慈认为这是“状态最佳的庞德”。哈佛汉学家方志彤是庞德的语言顾问之一，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庞德以儒学诗人的身份出道”。60年代，一些批评家甚至认为，这些创新影响了20世纪文坛的发展。唐纳德·戴维指出：

中国诗歌的特色，正是本世纪我们诗歌努力的目标。具体来说，意象派自由体诗作为20世纪英语诗歌形式之一，或许被（部分）精心改造过，为这位汉语译者施展才华提供用武之地。

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中，庞德深受启发，从中发掘出“日日新”的理念，推动了现代主义和意象派的兴起。这种创新精神穿越时空，在最高法院大楼的建筑设计中复现，与年轻的美国在石雕中并存，持续指引着这个国度。美国政学两界对中国圣人的认可，使孔子思想可以成为在21世纪推动中国文化传播的发动机。

五、21世纪儒家思想的传播

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序言”中，耶稣会士简要介绍了孔子的生平：“两千多年来，感恩的华夏子孙赋予了先师至高的荣誉，对其著作和学说更是如此。”中国历朝历代大多尊崇孔子，只有少数例外，儒家经典是“政府的指南，主要面向统治者”。然而，在公共生活中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似乎是中国、美国、欧洲现代化进程和新政治取向的题中之义。孔子生活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的时代，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与20世纪现代政府及其政治规划立场不符，对孔子生平的批判也延伸到历代大儒汇编和增补的儒家经典。在民国和五四运动时期，一些激进的共和派领袖大都认为，孔子不应“在城市工业社会中享受和传统中国农业社会中一样尊崇的地位”。中国接纳西方民主思想建立共和国，意味着摆脱了封建帝制和哲学思想的传统。然而，庞德对此表示遗憾，并予以批驳。毛泽东出于政治原因，将孔子思想划为旧社会的一部分，意即会被新社会所摒弃。他在1940年发表的文章《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不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孔子及其思想予以否定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共产党虽然抨击这位哲学家生活的历史背景，但是出于新中国民族身份认同的考量，又大力宣扬对政治制度和领袖保持忠诚的传统。这种对待传统的一分为二的态度，是中国领导人历来采用的“批判继承”的原则——在排斥孔子思想糟粕的同时，又接受其中的有益成分。虽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孔子受到过严厉的批判，但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人们重新采用批判继承的原则，将孔子思想奉为民族精神力量的同时，对其思想诞生的社会持保留态度。有学者指出，中国恢复孔子遗产有两个重大政治时刻：一是在曲阜成立孔子研究所，摒弃孔子思想中的糟粕，继承其中的精华，使之“适应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需要；二是1989年举办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的庆典，这表明官方正式“接纳儒家传统”，也再次肯定了儒家传统“仍然是最能代表中国人智慧的典范”。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东方和西方尽管存在着各种差异，但是双方的交流和互动愈来愈频繁，甚至密不可分，这印证了孔子“和而不同”的观点。一方面，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与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抗衡，进而延伸到文化领域；另一方面，美国的电影、电视、音乐等文化产品风靡全球，网络游戏、视频会议也已走进日常生活，彰显出“文化帝国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当然，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出和不断渗透，也对中国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构成了挑战。鉴于此，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文化“走出去”战略，大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需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受众的传播方式，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亲和力，而孔子思想无疑是一个重要资源。

事实上，“孔子不仅依旧代表着中国的风度，也是中国献给世界最伟大的礼物”。庞德对孔子思想的研究推动了西方现代诗学的创新，也使他认识到孔子在欧洲启蒙运动和美国建国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中国思想与世界各国历史变革的联系，进一步推动了跨文化交流的发展。R.约翰·威廉姆斯以“朦胧诗人”为例，引用笔名为“洪荒”的“宣言”，指出这群中国诗人“将庞德作为创造新的跨国文学传统的先锋”，“将庞德对中国文字的想象作为中国新诗的典范”。玛丽安·乌尔德坎将《论语》与罗伯特·N.贝拉等人的《心的习性：美国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责任》加以对比，指出道德基础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因素：“良好社会的发展始于个人修养。通过学习和礼仪实践，可以使个人达到和谐；通过与他人良性互动，可以促进社会生活和谐。”实际上，这是乌尔德坎从孔子思想中获得的真知。

孔子思想历经千年而不衰，17世纪的欧洲耶稣会士借助翻译将其传播到欧美，在18世纪构成了美国治国理念的道德基础，在20世纪促使庞德形成了现代主义诗学思想。在这种跨时空、跨文化的对话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误读和曲解，甚至会出现一些波折和冲突，但是随着国际交流合作的不断加深，分歧总是可以解决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对孔子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凡此种种，都表明孔子思想历久弥新，在跨越时空的历史进程中孕育出的跨文化因子，使它依然可以在今天的文化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

（原载：《文史哲》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