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古而不老、不懈追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文化，是一个变革的文化，富有巨大张力的文化，或者说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不是一个保守的文化、僵化的文化、封闭的文化。

于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不变不通，绝不能久”，许多伟大文明的衰亡，提供了前车之鉴。在笔者看来，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与冶炼，使这一文化、这一思想的精华融入到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框架中去，从而使其对治国理政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就是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这一命题提出的初衷。

儒学在现代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不外乎有两大基本路径：一是宗教化、信仰化，二是社会科学化。我认为，现代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依赖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传统人文理念。儒学的宗教化之路很难走得通，因为世俗化是全球的大势，“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古典时代早已经过去，儒学必须经过社会科学的冶炼，融入现代社会科学体系，才能更好地被现代人所认识与接纳。

众所周知，欧洲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曾一再返回到它的古希腊源头去汲取智慧，尤其是14—16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更是为欧洲带来了科学与艺术，结束了欧洲的中古时期。但返回古希腊的文明源头，并非将古希腊原样复活，而是返回源头汲取活力，进行创造性转化，推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创立。 如今的西方社会，已没有人会继续抱着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去治国了。我们今天当然可以在将儒学社会科学化处理的过程中，返回源头，汲取儒学的生命活力，以促进中华文化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事实上，对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冶炼，已有不少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当代学者中，如刘笑敢先生便关注心理学对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他在题为“两种定向读《孟子》——关于人性善的理解问题”的讲演中，就采用了现代儿童心理学、生物学的新发现，对孟子“性善说”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切合现代人理解的新阐释，并由此谈到现代人应如何面对性善说，这远比以往的解释，更具说服力。而贝淡宁的“贤能政治”概念，则堪称是这方面的典范。“贤能政治”已经通过现代政治学的冶炼，变成了一个现代社会科学概念，这些都为儒学的社会科学化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儒家的“礼”，能否经过现代政治学的审视并为其提供智慧？儒家的“仁”，能否在经过现代伦理学的洗礼之后成为其中一个范畴？儒家的“法”，对今天的法学能提供什么样的参考？儒家的“义”与“利”，对今天的经济学是否仍然具有启示？这些都是有待于我们深入探索的课题。

可以看出，把传统的人文理念、人文思想、人文主张、人文追求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与冶炼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儒学与以自由主义为内核的西方文化对话的过程。儒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必须与在当代世界占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展开深度对话。当然，对儒学在未来的生命力而言，比对话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否创造一个以儒家原则为基础的、克服西方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缺陷的，从而高于自由主义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儒家的通变智慧能否为自己在全球化时代开辟一条新的生路，当然还有待时间的检验。通过回顾儒学不断自我更新的历史，我们对此抱有相当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