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乔先生是国内知名的《史记》研究专家。1964年，他主编的《史学名著选读》被指定为高等院校教材。早年还在大学读书时，他就致力于《史记》的研读，立志做《史记集注》，积累了大量的有关资料。后因看到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出版，一度中止了这项工作。但后来南乔先生细检泷川资言之《会注》，发现书中有许多讹误纰漏之处，遂又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执著的热情继续努力。他准备从标点、校勘、注音、注释、补佚、考订六个方面搞一部全面的中国人自己的《史记集注》。但多年来《梁书》和《南史》的点校任务耗费了他大量的心血，其他方面的研究不得不为这项国家重点工程让路。点校任务结束后，南乔先生立即着手从头收集资料，投入到这项工程浩大、任务繁重的工作。可惜的是，过度的劳累和病魔的煎熬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终究壮志未酬，实为我国学术界一大憾事！

南乔先生对《史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编纂学方面。1955年他在《文史哲》上发表的《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一文影响较大。（编者注：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阅读此文）这篇文章先后被收入吴泽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和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的《司马迁与〈史记〉论集》。1955年11月9日，南乔先生在《青岛日报》上发表了《略谈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之后又在此文基础上加以增订，于《文史哲》1956年第1期发表了《司马迁在祖国文化遗产上的伟大贡献与成就》。南乔先生提出，司马迁在编纂方法上不是全无凭借的。他认为，《史记》所立五种体裁中，“书”“世家”“列传”是司马迁创立，而“本纪”之标目先秦已具，系采“禹本纪”之名而立；“表”则仿谱谍之类而立。“可知‘五体’实有创有革，而创制复多于因革，至于剿袭之迹是没有的。往下，两千年间，不论官修或私修的史书体制，未有能稍越〈史记〉藩篱的。”

南乔先生还以他深厚的功力和广博的学识考察了《史记》的史料来源，这些在《史记》研究方面都是带有开创性意义的。他认为，“历史材料对于历史编纂是重要的，事实对于学者就是空气；没有它，你就永远飞腾不起来”。他把《史记》史料的来源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先秦及并世载籍；二是历代与当代档案；三是考古问故与古文字的书传；四是亲历其地、访其人与口语、遗迹。在该文的附录中，又进一步将《史记》中所用的古籍按篇目排列，共列出81种，可见南乔先生用功之深。

1964年，南乔先生在《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从史学和史料来论述〈汉书〉编纂特点》一文（后被收入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从《汉书》对以前诸家的修记及其史料的运用入手，对《汉书》的史料价值作了翔实的考论。南乔先生认为，《汉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事情。司马迁之后，从元、成至平帝后，意在太史公书而有所“祖述”的，除熟知的褚少孙和刘向、刘歆父子外，还有冯商、卫衡以至萧奋、刘恂等，共计20人之多，只是由于班固《汉书》的体制一新，这种为西汉作史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班固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人只是想对《史记》中所缺、断的西汉史事进行补、续，而班固则是要另起炉灶，自成一家。

《汉书》的史料出处不如《史记》明显，故考证起来更为困难。但南乔先生还是从多方面对其征引范围作了探讨，并对前人提出的《汉书》所取资的修记汉事诸家失考之处进行了辨正。

张大可先生在《三十年来史记研究述评》一文中写道：“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突出的表现就是广泛探索了司马迁思想的各个方面。郑鹤声、季镇淮两先生对司马迁行年和传纪的研究，卢南乔先生对史记编纂学特点的研究……都是独具见解、启迪新思的。”该文在谈到如何正确运用考据办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考据与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结合运用时说：“在这方面，卢南乔的《司马迁在祖国文化遗产上的伟大贡献与成就》、程金造的《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陈直的《太史公书名考》等，都是考论结合的佳作。”“回顾三十年，老一代学者发挥了骨干作用……他们的精辟论述和号召力，奠定了《史记》研究的基础。”

南乔先生虽然未能实现完成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史记集注》的宏愿，但他留下的研究《史记》的几篇论文，已在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推动《史记》研究的深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工作，是新中国学术史上一大盛事。参加点校工作的，是周恩来总理提名的顾颉刚、郑天挺、刘节等全国一流的硕学名家。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结束，历时20年，南乔先生基本上始终参与其事。《二十四史》中有两史——《南史》和《梁书》是南乔先生点校的，字里行间都融入了南乔先生的心血。

中华书局出版的这套新版《二十四史》出齐后，山东大学考古学专家刘敦愿先生购置了一套，他想请南乔先生这位点校者本人在他的劳动成果《南史》上写个简单的题记，以资纪念。南乔先生欣然命笔，在病榻上为同乡兼好友写下了3000余字的《〈南史〉记言——题赠敦愿兄〈南史〉》。这篇记言的落款时间是1979年1月27日，旧历除夕之夜。这大概是南乔先生留下的最后的文字。从这篇手稿里，可以看到南乔先生为点校工作所走过的艰辛历程。

1958年年底，中华书局派人到青岛，约请山大历史系的几位教授点校南朝五史。当时商议，由张维华、华山先生点校《宋书》，王仲荦先生点校《南齐书》，韩连琪先生点校《陈书》，南乔先生则负责点校《梁书》。1959年暑假，南乔先生就把《梁书》点校完了，是用百衲本和武英殿本对照着点的，同时对文字异同作了一些校勘。

1963年11月21日，南乔先生由中宣部、文化部和教育部联合行文调至北京中华书局。因为点校《二十四史》的组织工作由中宣部负责，而中华书局属文化部，山东大学等高校则属教育部。不久，在人民大会堂专门召开了会议。中宣部周扬副部长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周扬说：“我们提出十年改变古书面貌，主席说，先从《二十四史》做起。经过多年，还没有什么进展，只好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员调集来北京，突击一下，希望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并要求教育部组织的一百多种教材推迟一下，为《二十四史》的点校让路。对古籍的版本问题，周扬也很内行，他指出，不要迷信古本，殿本也不错，有的就可以用殿本作底本，何必用百衲？会后，学者们在新疆厅用餐，南乔先生和范文澜、吴晗等同在一席。

王仲荦先生因家人非让他在家过完五十大寿生日不可，迟了些时候才到京。此时恰逢南乔先生53岁生日，他兴来挥笔，书赠仲荦先生五言诗一首。诗中将诸学者点校各书的分工都写到了，正如南乔先生自己所说：“盖记史局之盛，可实录也。”现把此诗照录于兹（诗中括号所注一仍其旧）：

昨闻公始满，今朝仆又过（平声）。

幽燕同作客，辛苦共磋磨。

齐梁争手笔（我搞《梁书》是附骥尾），元魏最唐多（原是长孺先生搞《北魏书》）。

迨玉周齐远，琅玡又挽戈（原是王搞《周》《齐》书）、

二刘期竞爽（刘节先生搞刘昫的《旧唐书》），五代起新波。

桓文陈夫子，门第子盈科（刘乃和、柴德赓和我都受业于援庵先生，郑天挺先生则是先及门也）。

赵宋文章盛，卷卷上虞罗（继祖先生是罗振玉的嫡孙）。

朱明留伟业，遗编费摩挲。

郑老老益壮，括囊而谁何。

诸公皆健者，有如百丈柯，

托以介眉寿，欣然学放歌。

这一年4月间，山大张维华先生亦赴京，点校《陈书》。为使他们全力以赴，无后顾之忧，山东大学特意暂时解脱他们的教学任务。正当学者们一心校书、锐力前行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者们被告知停止工作，回校参加运动。6月3日，南乔先生就与王、张二先生一起返回山东大学。

第二年，“文革”初期的狂风稍停，二十四史的点校又有短暂的恢复。北京来电话并派中华书局派人到山大，邀山大的教授们再度进京。当时王、张二先生都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只有南乔先生尚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赴京继续工作。

6月10日，南乔先生又一次进京。“前度刘郎”只有武汉大学唐（长孺）、陈（仲安）等，其余的都分别被本单位的造反派“揪出去了”。山东大学中文系的高亨先生当时在北京，也从地坛赶到中华书局，参加《宋史》的点校工作。另外又增加了一些上次未来的学者。谁知好景不长，未到年底，风暴再次袭来，1968年5月，点校工作再度抛锚。

1970年3月18日，天气阴沉，南乔先生到系里去开会。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地上的积雪很厚，在经过一道开挖的堑沟时，年近60岁的南乔先生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到沟里，大腿骨摔折了。当时正处于“文革”中，先生没有得到认真检查治疗，病情逐渐恶化，下肢逐渐瘫痪，既不能起坐，也难以翻身，就这么半躺半坐着靠在床头上。从此，南乔先生结束了站立、行走的生活，卧床九年，直至逝世。

当年，菩提达摩从南天竺来到嵩山，跏趺面壁九年，终于参悟玄妙禅机，遂成后世佛教禅宗之祖师。南乔先生卧床后也面壁九年，他成就了什么正果呢？他并不像达摩只是苦思冥想，而是笔不稍辍，终于坚持完成了《南史》等书的点校工作，为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奉献出了全部光和热。这光和热，是他用生命的顽强坚毅作燃料发出的。

1970年7月，全国局面稍有稳定，周恩来总理又号召要加快完成《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并点名由顾颉刚负责。当月，王仲荦先生从北京给南乔先生来信，告诉他中华书局又召集了全国各地的学者。因南乔先生不能前来，《南史》的工作打算另找人接替。关于《南史》的点校，南乔先生在用《册府元龟》对校《梁书》的同时已过录了。又用《通志》对《南史》初校了一遍，还搜集了其他的有关资料。所以他马上写信给北京，希望能让他在济南工作，否则，他就把准备好的资料交给接手的同志作参考。顾颉刚先生得知此事，在会上提议说：“为什么不让南乔在济南作呢？”于是中华书局决定让南乔先生在家里继续《南史》的点校工作。这大概是当时史局中唯一不在北京工作的例外。

其实，南乔先生只是从《南史》点校的质量着想而接过他那残疾的身躯所难以负荷的重担，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当时肋骨、肋下和腰际都痛楚难忍，不能侧卧。胃也坏了，老是吐黑水，吃不下东西，有时一连八九天只是喝点豆腐汤，甚至只能喝一碗米汤。但一等疼痛稍轻，呕吐稍停，他又即刻握笔开卷，投入紧张的工作，不分昼夜，无论寒暑，按新规定订正《梁书》并校完排印稿。到1971年2月，又开始点校《南史》。

南乔先生当时的工作状况是一般人所无法想象的。他的老伴患有精神病，这时也加重了，无法照料他的生活。急需查阅的资料，只能等孩子下班后替他查寻。盛夏，室内酷热难当，他挥汗而不停笔；寒冬，两手冻麻木了，就缩进被子里暖和一下再写。他心里明白，像他现在这种状况，必须付出比常人多许多倍的努力。他的手指和手掌都变了形，一触就疼，但是他忘记了这些，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点书、校书成了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每天从黎明工作到深夜，从没有节假日的概念。他用作校勘底本的八十卷线装《南史》卷末的空白页，记录着那艰难跋涉的历程：南史卷二十六：“一九七三年，五，十二，星期日上午十一时一刻，写校勘记讫。此时，每夜必工作至十二时。”南史卷六十六：“一九七三年，二，二十一，夜十半，过录标点分段至此。不痛，不倦，急行军。”南史卷七十：“一九七三年，六，二十五，十二时写校勘记至此。昨晚吐黑水至深夜，今又热，夜稍凉，不得不赶忙也。”1973年2月2日是农历除夕，这个大雪纷飞的深夜，南乔先生又在南史卷三十六上记下：“除夕之夜，标点分段过录尽此卷……儿童鞭炮声已停多时，谅不早也。”

用南乔先生自己的话说，靠着这样“蛮干、苦干”，他在病床上完成了53万字的《梁书》校勘付印后的几次校对，又按时胜利地完成了120万字的《南史》校点工作。1973年8月13日，当最后一页校点文稿完成时，他突然觉得疲倦极了，笔从手里直掉下来。他合上眼睛，眼角却渗出了点点泪花。

从1958年起参加点校《梁书》，到1978年内蒙古大学整理的《元史》出版，待点校本《二十四史》全部出齐，整整历时20年。“廿年辛苦不寻常！”南乔先生后来写道：“古书的整理，汉刘歆是第一次，那时经史不分；宋曾巩是第二次，那时专对正史；清馆臣是第三次，那时专对《二十四史》，即乾隆四年武英殿版，每卷后附有《殿本考证》。我们是第四次。”但南乔先生认为前三次的整理无论是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这第四次相比。他的老师陈援庵先生曾批评馆臣们作的《殿本考证》，说它“好比广东人说的用红薯糊墙洞”，简直可以写一本《殿本考证纠谬》。而新中国整理的这部《二十四史》，靠着南乔先生等一大批专家学者一丝不苟的执著和热忱，完全可以经得起千古评说。

三

扁鹊，是一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神医。从先秦以来的许多典籍中都有关于他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十分庞杂纷乱，他生活的年代、里籍、名字都成了“朦胧诗”。有人根据扁鹊分析过赵简子、治疗过虢太子病的例子，说他是春秋前期人。又有人根据扁鹊议论过秦武王、被秦太医令刺杀的例子，说他是战国末期人。甚至有人连扁鹊其人其事的真实性也加以怀疑，这是受宋代疑古之风的影响，叶适就说过：“《扁鹊传》，盖为医学者寓言以神其学。”到清代考据学兴起，赵绍祖认为，《史记》中对扁鹊的记述是“太史公故为荒幻之辞”。日本学者安藤惟寅作《扁鹊仓公传割解》，一方面承认轩辕黄帝时扁鹊为“上古神医”，一方面认为战国时扁鹊为“良医”的代称，“周秦间，凡称良医，皆谓之扁鹊，其人非一人也”。更有甚者，有人认为扁鹊是一个外国人，他之所以叫“秦越人”，是因为经过越地而入秦。南乔先生认为，这些问题如不取得合理的解决，那么我们就无异于把这位曾经披荆斩棘，给一种科学开辟了道路的人物，放置在“空中楼阁”里进行讨论，其结果将必然是一切无从谈起。他凭着对《史记》研究的深厚功力，在广征博引、潜心研究、缜密考证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扁鹊的一整套中肯的看法。

首先，关于扁鹊是私名还是公名，是一人还是数人的问题，南乔先生认为，唐以前对凡治疗疾病的人都只称为“医”，《左传》记载的良医如医缓、医和等都有私名，不应时至战国反而私名替而公名兴。而且扁鹊医疗的对象虽涉及多时多人，但其病名却完全相同而诊法也完全无异。假如认为“扁鹊”是公称而非私名，那么周、秦典籍记载的许许多多的“扁鹊”，竟无一个是有真名实姓的。南乔先生还从记载扁鹊的直接材料之外找出例证来作旁证，例如他从《史记》《汉书》的《高祖本纪》中注意到刘邦曾提及扁鹊。出身泗水亭长的汉高祖刘邦在一次战争中受了重伤，“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谩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南乔先生认为，明明“良医”是公称，“扁鹊”是私名，怎么能把私名的“扁鹊”解释为公称的“良医”，而又说成是几个不同的人呢？

要确定扁鹊生活的年代，最重要的是看他的医疗活动所涉及人物的年代。正因为典籍中所记扁鹊所接触的人物上自黄帝时，下至战国魏文侯时，跨越了若干世纪，所以有人认为扁鹊不是一个特定的人。南乔先生首先追根探源，找出说扁鹊是“黄帝时人”的始作俑者是唐朝张守节及宋朝王应麟，并通检前史，认为“可以肯定地说，唐以前、汉以前、秦以前，从无轩辕时扁鹊其人其书其事”。然后指出《鹖冠子》记魏文侯问扁鹊医道事、《新语》记扁鹊欲为卫病人治疗事，“皆是后出伪书”，这样就把问题的范围缩小了。但问题还未解决，它像一团乱麻，有的地方断了头，需要细心联结，有的地方又缠绕回旋。晋朝的傅玄、刘宋时的裴骃、清代的梁玉绳……一个个大学者曾小心地试图理清头绪，有的稍理顺了些，可有的又打了新的死结。南乔先生指出：“可知千年以还，诸人对扁鹊时代问题实已无能为力。在一相当时期，勇于互相驳难，彼以此说之人物为虚无，此以彼说之人物相悬绝。在另一相当时期，勇于各自立说，设想虽多，不根于事。伸此说则引彼说为据，张彼说又引此说为据，实堕于逻辑不严的陷阱。由于古书对一事的记载容有出入，而辗转钞刻难免讹误，自唐至清，亦有谨慎学人颇抱‘吾谁适从’之感。李善在历举诸家之说之后，系以一言：‘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国也！’洪颐煊在历举韦昭说、臣瓒说、韩子说及李善注引韩子说以后，竟不能赞一辞，只好寄慨于‘传本不同’。”

我们在此不可能对南乔先生揭开扁鹊之谜的步骤逐一叙述，只能说南乔先生通过条分缕析的论证，终于完全解开了这一团乱麻似的难题，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扁鹊这位古代名医是以秦为姓，越人为名，扁鹊为字。扁鹊是私名，而非良医之公称；是一个人，不是好几个人。他所处的时代是齐桓公至秦武王荡时期，大约活了70多岁，卒年为公元前307年。他的里籍应为渤海（齐国）卢人，不是鄚人，也不是赵人或郑人。

南乔先生的努力并未止于此，他又进而论述了扁鹊的经历与活动，并总结了扁鹊在医学上的四大贡献。他指出，扁鹊教授生徒，开创民间医学，把医学从王官垄断下解放出来，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的医事制度；扁鹊反对巫术，把医学建立在现实的科学的基础之上，把医术从巫术中解放出来；扁鹊革新医疗器械，奠定了针灸疗法的基石；扁鹊发明望、闻、问、切四诊法，创立了诊、疗结合的系统。关于扁鹊对后世的影响，南乔先生说，我们“并不是认为扁鹊在这诸多方面已经达到最高峰，而是认为在当时所可允许的条件下取得了首创的，同时也是优异的巨大成就，为后世凿开了有可继承、有可发展的有水之源”，“扁鹊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实有如希腊希坡克拉退之被尊为西方医学之祖”。

南乔先生著述不算多，但都是掷地有声的金石之作，任凭岁月的风雨考验，愈益光彩照人。在南乔先生对扁鹊作出全面考证20年以后，1985年9月在山东省长清县五峰仙庄召开了山东省扁鹊里籍研讨会，1987年5月又在长清县灵岩寺召开了全国扁鹊秦越人里籍学术研讨会。这时南乔先生已逝世好几年了，但他所作考证的权威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985年会议通过的《关于“扁鹊（秦越人）里籍论证”意见书》中说：“与会教授专家一致认为：扁鹊应是战国时期齐国卢人（今山东省长清人），”“已故山东大学历史系卢振华（南乔）教授经过翔实考证亦确认为扁鹊是渤海（齐国）卢人，不是鄚人、赵人或郑国人（见所著《山东古代科技人物论集》）。”1987年会议《关于扁鹊秦越人里籍考证意见书》进一步肯定了这个意见。在这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全国各地的史学界、医学界专家几乎都以尊敬的口吻提到南乔先生的贡献：“千多年来，人们为扁鹤的里籍问题一直争论不休。20世纪60年代初，山东大学历史系卢南乔教授，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对扁鹊里籍问题，作了一次详细的考证。他的结论……不仅为我国学术界大多数学者所赞同，而且也为日本皇汉医史学家所接受”；“我们很赞赏卢南乔的见解”；“卢南乔做了精辟而透彻的辨证”……实践证明，南乔先生解决的这道历史上千年悬而未决的难题，其学术价值正在并将越来越为有识之士所重视。

南乔先生多年工作在山东，对齐鲁之邦有着深厚的感情，除了研究扁鹊以外，他又对仓公、鲁班、夙沙氏等先秦时代齐国、鲁国的科技巨匠分别进行了研究。这些各自独立成篇的论文于1979年由齐鲁书社结集出版，取名为《山东古代科技人物论集》。南乔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说，这些齐鲁先贤的业绩，“早已跨洲越海和世界各国的先进科技人物媲美齐德了，何止齐鲁，何止中国！至于夙沙氏远在原始社会或说渔猎时代发明了盐，西方国家有过谁发明盐的记载么？恕我谫陋，我回答不上”。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位老学者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正是这种自豪感激励着他，“把我们今日文化建设与古代优秀的、进步的、科学的传统联系起来，批判地继承它，批判地发展它！”

南乔先生于1979年在济南逝世，终年68岁。

南乔先生一生为人正直敦厚，治学态度严谨，用功勤苦。特别是在致残后常年卧床的艰难处境下，更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坚韧和刚毅。南乔先生是研究《史记》的，他在身残病卧的情况下对司马迁受刑后发愤著书的精神当有更深切的体认。可以想见，在那备受病痛磨折的日日夜夜里，南乔先生曾多少次地从太史公的事迹中汲取过顽强与力量。我觉得，南乔先生就是鲁迅所礼赞的那种“拼命硬干的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实的“脊梁”，我们的民族才如此地充满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