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乾嘉学术与四库全书也有一定关系。南宋《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四部书3096种，51180卷。明代《永乐大典》编纂于永乐年间，是中国的一部巨型古代典籍，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要早300多年，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其编撰宗旨为“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其中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共计2293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近八千种之多。比宋代增多五千种左右。清康熙时编辑《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10000卷，目录40卷，共分6编32典，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清代《四库全书》是在清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和诸多考据学者参与下编成的巨型丛书，著录书籍一万余种，十七万卷，较之宋代增多了十多万卷，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主要图书。《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但是，清代统治者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编修中明令禁焚的书籍就有3000多种，数量十分巨大。此外，明清时期的《正统道藏》和《乾隆大藏经》大全式地收录了道教和佛教的著作。《正统道藏》共五千三百零五卷。《乾隆藏》全藏共收录经、律、论、杂著等1669部，7240卷，共用经版79036块。

古代典籍是承载古代文明和学术创造的载体，虽然中国古代浩瀚的文化典籍流传到今天的只有一部分，其他未能保存的典籍因为自然或人为的破坏，最终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但保留至今的文化典籍仍可使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先贤创造的巨大的文化成就。

文字与讲话不是同一的东西，文字之所以能固定话语就在于它的所指（观念）与话语的所指（观念）相同，也就是说，文本是通过把口说的话语的意义用具有同样意义的文字固定下来，利科曾说：“只有在文本不被限制于翻录先前的谈话，而是直接以书写字母的形式铭写话语所意指的东西时，文本才真正是文本。”文本作为固定的话语，其本质就在于语言性。伽达默尔说：“传承物的本质通过语言性而得到标志，这具有其诠释学的后果。” 尽管其他非语言传承物如绘画、雕塑诸造型艺术品相对于文本具有直接的可欣赏性，但这并非是文本的一种缺陷，相反，在这种表面的缺陷中，一切语言的抽象的陌生性却以特有的方式表现了其对其他非语言传承物的优势。非语言传承物仅仅是些留存下来的东西，我们既不可复制，也不可补充发展， 我们的任务只是把它们作为过去的残留物加以研究和解释，可是语言传承物并非这种只能保留和复制而不可发展和补充的残留物或留存下来的东西，而是“真正词义上的传承物”，伽达默尔写道：“凡以语言传承物的方式传到我们手中的东西并不是残留下来的，而是被递交给我们的，也就是说，它是被诉说给我们的——不管它是以神话，传说，风俗习俗得以自下而上的直接重说的形式，还是以文字传承物的形式，在文字传承物中，其文字符号对一切懂得阅读它们的读者都是同样直接确定的。”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文字传承物并不是某个过去世界的残留物，它们总是超越这个世界而进入到它们所陈述的意义领域。他说：“正是语词的观念性（Idealität）使一切语言性的东西超越了其他以往残存物所具有的那种有限的和暂时的规定性。因此传承物的承载者决不是那种作为以往时代证据的手书，而是记忆的持续。正是通过记忆的持续，传承物才成为我们世界的一部分，并使它所传介的内容直接地表达出来。凡我们取得文字传承物的地方，我们所认识的就不仅仅是些个别的事物，而是以其普遍的世界关系展现给我们的以往的人性本身。”这里所谓语词的观念性，正如上述，乃是指语言中介的观念性，这种观念性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历史的改变而发展的。因此文字传承物超越其他以往残存物所具有的那种有限和暂时的规定性。传承物的承载者，即遗留下来的传统文本，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决不是那种作为以往时代的手书，而是记忆的持续，所谓记忆的持续，就是指过去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我们今天的理解的沟通，每一个传统文本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那种一直传承到我们现在的意义构成物，因此它们成为我们世界的一部分，并使它所传介的内容直接地表达出来。正是在这里，伽达默尔说，文字固定的文本提出了真正的诠释学任务，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传承物的本质是以语言性作为其标志，因而文字传承物达到其完全的诠释学意义。语言在文字中是与其实现过程相脱离的。文字传承物并不是某个过去世界的残留物，它们总是超越这个世界而进入到它们所陈述的意义领域，因而以文字形式传承下来的一切东西对于一切时代都是同时代的。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命脉，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就确立了文化继承的理论基础，也就回答了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需要，继承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发展的需要，继承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继承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如何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还涉及到挖掘和阐发。我们今天一般所说的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多是指古代流传下来、体现为文字的经典文本，特别是其中的价值观念、价值语句、思想主张、文化命题。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继承和阐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下功夫：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观，使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文化治国理政的经验，如民为邦本、政者正也、德主刑辅、礼法合治、居安思危等智慧，作为今天的启示和镜鉴，以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和完善。要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努力促进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中有利于调理社会关系、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培育文明风尚和社会氛围。

（本文是作者2017年6月17日参加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的发言。）

转自：人文日新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