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略，1966年生，山东诸城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师从王绍曾、董治安两位先生，致力于先秦两汉文史文献、古典目录版本学、《诗经》学、诸子学、海外汉籍等学术领域的研究。任《两汉全书》副主编，《儒藏精华编》经部诗类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主编，《子海精华编》主编，《全球汉籍合璧精华编》主编，《汉籍与汉学》主编。出版学术著作及古籍整理著作3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记  者：老师，我们对您从本科到博士阶段的求学经历很感兴趣，能请您谈谈这一过程吗？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哪些老先生对您治学有深刻的影响？

王承略老师（以下简称“王老师”）：1983年我考本科的时候，父母不知道我们在考大学，志愿也是自己报，当然老师会提一些建议。那个时候学术并不繁荣，可读的书很少，我又从小喜欢读书，就想找个读书的地方，所以我就报了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到了武汉大学，我发现武汉大学的图书馆确实藏书多。我当年在校的时候，学校的图书馆就有十几层。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在那时就是全国第一，到今天还是全国第一，是双一流学科。本科期间，我主要就是泡在图书馆里。1985年我写了一首诗叫《图书馆门前的灯》，在这首诗中，我发出了“提倡阅读”的口号，这主要是因为我对图书馆很有感情，觉得很多同学不去图书馆读书非常可惜。另外，所有讲座我一次不落，我觉得听讲座特别有收获。不像现在，讲座多了，同学们还需要挑着听，我读书时候没有这么多讲座。

读本科的时候，有两位老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一位是乔好勤老师，《中国目录学史》的作者；另一位是曹之老师，《中国古籍版本学》的作者。这两位老师在目录版本学方面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直到现在，目录版本学仍是我学术研究中很重要的方向，这与两位老师对我的引导有关。曹之老师的古籍整理概论课程很有趣，我的版本目录学的根基就是跟着曹老师读书时打下的。曹之老师让我们背诵《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四十四个大类、六十七个小类，要按照顺序背下来。老师规定背过的学生方可离开，这使我们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此外还有两门课，对我的学术道路有很大帮助。一是詹德优老师的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他教会我们使用类书、政书、各种年表等。实际上这些知识对文科生来说应该是普及性的，但是现在有些博士、甚至老师都不会用四角号码，这是目前我们教学过程中缺失的部分。比如说，你要查《辞源》，你得会四角号码，你要查《康熙字典》，你也得会四角号码。后来我们跟着王绍曾先生编书的时候必须用四角号码去查找，《中国丛书综录》也是用四角号码编的，如果不会四角号码，还得用拼音转到四角号码，很浪费时间。像詹德优老师的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实际上应该多讲，给本科生讲，非常有必要。二是李敬一老师的古代文学课，现在我偏向文学就是受李老师启发的。我当时写了一篇报告叫《我们喜欢这样的老师》，李老师平易近人，讲课生动丰富，引起了我对古代文学的兴趣，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古代文学的书，抄写了《楚辞》《沧浪诗话》《人间词话》，这样记忆更深刻，还跟同学比赛背了很多唐诗宋词，我古代文学的功夫就是那时候打下的。

后来在乔好勤老师的建议下，我报考了山东大学王绍曾老师的硕士研究生。当年王先生已经七十七岁了，这是他第一次招生，给了他四个名额，最后只录取了我一个人，所以我就成了王先生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硕士研究生。跟着王先生上课，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和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同，一般上课时先生会提问十几个问题，课后我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下一次上课王先生就先给我讲这十几个问题，我们讨论，讨论完以后再布置十几个问题，这样循环往复。王先生这样给我讲了整整一年，我当时的读书笔记做了有七八本，跟着王先生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收获非常大，打下了很好的古典文献学的根基。

记  者：《李焘学行诗文辑考》是王绍曾先生让您做的吗？

王老师：是的。1988年、1989年，我们在讨论《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时候说，辑录体的提要非常有用，里面有很多原始材料。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里提到《文献通考·经籍考》里有李焘的三十多篇序跋，我们认为对李焘资料的搜集很有意义，但当时没有任何检索工具，于是我就天天在图书馆里翻书，翻出很多他的诗文，最后出了本二十多万字的书——《李焘学行诗文辑考》。后来与《全宋文》中李焘的目录比对，我把多收集的四篇提供给曾枣庄先生了。

记 者：黄永年先生在序文里对您的《李焘学行诗文辑考》评价很高，您认为对于治学入门来说，做一个知名人物的研究是不是更有益？

王老师：一开始治学的时候，从哪里入手是一个很让人困扰的问题。如果从专题入手的话太大，学术基础还没打好，从专书、专人入手比较好操作，专人研究就是研究某个学者或者有名的人物。我研究李焘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研究他的年谱，这个以前也有著名的学者做过，但是我手头的材料比他们多，所以可以重新做。二是他的著述考，李焘的著述非常多，有六十多种，要一种一种的来考辨。三是他的诗文辑存。这三个方面都便于操作，只要肯下功夫，好好翻资料，认真分析资料，就能做出有价值的东西来。但是这里面产生了史学的评价，你必须得逼着自己往史学领域拓展，逼着自己补充一些史学的知识。尤其是编年体史书跟《资治通鉴》的关系，因为李焘著有《续资治通鉴长编》，还有宋朝政治与学术的背景等。这样通过研究这一个人，带动你对一个专题甚至是一代学术的了解，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让你一开始就研究宋朝的史学，那肯定研究不好，那得需要很大的知识储备，对一个研究生来说是很困难的。但是从下往上做是可行的，像我对汉代、宋代、清代的学术都很感兴趣，其中对宋代学术的了解就和做李焘的研究有关系。因为你研究宋代的学者，就要了解宋代的学术源流，那你才能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把这个小领域研究好。

记  者：说到学术史，您作为目录版本学方面的专家，能谈谈您对于目录学和学术史的关系的看法吗?

王老师：我为古典目录学下的定义就是，以书目的形式反映学术发展源流的一门学问。学术史，当然就是学术发展的历史，以学者和著述为标志，通过学者的著作来反映学术史。古典目录是著录典籍的。古典目录在著录典籍的时候，有一定的编排体例、编排目的，所有的体例都指向了一点——反映学术发展的过程，比如前后源流、发展线索。所以古典目录学用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古典目录学所有的目的、宗旨，通通都是从这里出发，就是辨明白、考清楚学术发展的源流，那么这就是一部学术史，这就是学术史的内容，这也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途径。学术史当然是有其他研究途径的，但目录学绝对是一个好的途径。目录学通过大小序，通过提要，通过分类编排，来反映学术发展源流，这是一个绝佳的途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途径，比如“学案”，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那也是研究学术史的一个途径。还有一种体例是研究传承，比如万斯同写的《儒林宗派》，里面就记录了谁传谁，这也是研究学术史。总之研究学术史有好多个途径，但是可以说，目录学是一个捷径。我有时候和同学们说，你们要是研究某一块学术领域的话，很简单，首先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里列举了相关领域的哪些书，因为它每个类目下列举的书并不多，有的三种五种，有的十种八种。然后看《四库全书总目》里相关类里著录了哪些，收录了哪些，提要是怎么说的，你马上就可以入门。这种方式入门特别快。所以通过目录学来研究学术史，是个好的途径。当然，你还得下功夫，研究学术史要读原典，进行比较研究。通过目录学可以首先建立起一个框架，先有一个大的框架，这时候再做某一点的研究，就可以呼应起来。

记 者：您曾经跟王绍曾先生整理过“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记，您现在对《后汉书》的研究是不是受当时经历的影响很大？

王老师：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研究《后汉书》的直接原因是《两汉全书》。1995年我还没读博士的时候，高校古委会（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了“七全一海”系列（“七全”指《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全明戏曲》《全明文》《全明诗》《全粤诗》七部断代诗文总集，“一海”指《清文海》）的整理。当时山大古籍所讨论是否报项目，当时我的建议是报《两汉全书》。我认为我们山大古籍所是以先秦两汉文献研究为特色的，先秦诸子研究学界研究较多，两汉研究较为薄弱，但是两汉非常重要。正如大家所知，清学是对汉学的复古，汉代的文献需要一个总汇。古籍所就展开了论证，最终同意申报《两汉全书》，董先生让我做《两汉全书》的目录。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做出了《两汉全书》的目录，包括两汉学者，两汉的书，书的版本情况、流传情况、辑佚情况。之后启动了这个大项目，直到2009年《两汉全书》才出版，经历了整整十四年。在做《两汉全书》的过程中，一方面出于对《后汉书》的研究兴趣，另一方面认识到《后汉书》的研究十分薄弱，研究的名家十来家而已，这跟《史记》《汉书》的研究相比，不成比例，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当时就制定了《后汉书》的研究计划，实际上《后汉书》研究可以说是《两汉全书》的后续研究。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凤凰出版社约我做《后汉书》新注。但是大家知道2009年《两汉全书》出版，2010年《子海》项目就启动了。我从2006年做到了2010年，四年时间内把《后汉书》注完成了将近一半。因为时间冲突，而且《子海》项目也是和凤凰出版社合作，所以就把《后汉书》注搁置了。当然“百衲本”《二十四史》是一个基础，是九十年代跟着王老先生做的。当时《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中的《汉书校勘记》是我和王老先生整理的，《后汉书校勘记》是刘心明老师和王先生整理的。通过这次整理，我对于中华书局整理本的一些情况和《二十四史》的版本流传情况有了比较好的了解。我们发现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用武英殿本来改字的问题，那么又产生了对“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评价的问题。王老先生有篇专门的文章，阐述这是张元济校改的一个新的版本，是独立成一个版本系统的。王老先生这个判断我很同意。

由于《后汉书》及相关文献体量很大，文本有八十万字，再加上注释、王先谦的集解等，有二百六十多万字，需要沉下心慢慢地做。目前对于《后汉书》的研究，我有新注的计划，有《后汉书集解》补正的计划，有李贤注清理的计划，还有八个宋本汇校的计划，研究计划有很多。得益于“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我发现有日本的刻本和朝鲜的刻本，年代也比较早，甚至他们还掌握了一些写本。2005年，一位日本学者还专门赠送给我一些《后汉书》的抄本资料。在掌握这些资料之后，可以做成汇校，作为“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成果。

记  者：您刚才说到“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合璧工程”目前的情况吗？

王老师：“合璧工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文化工程，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工程。山大是责任主体方，广泛地协调海内外的学术力量，共同办好这个事情，责任重大、任务较多。任务主要是那么几块。第一块是把流传到海外而中国大陆缺藏的中国典籍的品种和版本复制回来，这样就对中国的古籍有一个很好的补充。中国大陆已有的古书，加上海外有而大陆没有的品种和版本，那么中国古书的家底儿就可以了解。如果没有海外的部分，仅大陆所存的是不够全面的。国内做古籍普查，海外我们也是普查，也是编目。我们有个词叫“完善存藏体系”，所谓完善就是清理它、了解它、建设它、合成它，使这个体系更加完整。你只有了解了这个体系，才能更好地利用。第二块是整理，海外的重要的书，只影印回来是不够的，还要把它整理成一个比较通行的、易读的版本。影印本的受众面是有一定限度的，没有标明句读的版本，很多人读不懂，所以要想广泛流传，必须整理。古籍整理的目的和意义也就是让它传播——传播得更快，传播面更广，引用的时候也更方便，实际上古籍整理是非常有助于学术研究和学术普及的。在我心目当中，“汉籍合璧精华编”当然要整理具有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为了更好地配合调查和编目工作，需要对海外汉籍做研究，尤其是海外汉籍流布的研究，也要研究海外汉籍对国外汉学的影响和二者的互动关系，还能阐释一部分汉学的研究。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数据库的建立，把收集来的资料纳入数据库，包括国外汉学研究的资料都要纳入数据库。整个“汉籍合璧工程”就是这么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来实现。“汉籍合璧工程”第一期是十年，我们初步认为如果想要完成得比较好的话，需要二十年。第一期就是先干十年，尽量能够在前十年完成百分之六七十的工作，先去大的图书馆把能做的都先做了。第二期，会涉及到一些小的和看书比较困难的图书馆，所以第二期会稍微慢一些。在山东大学的历史上，这样规模的项目并不多，所以这对山东大学的学术发展和文科发展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记 者：您10月13日参加了在高密举办的“郑玄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早年还出版过一本专著《郑玄与今古文经学》，您能谈谈您对郑玄的研究吗？还有，您参加了这次会议，能跟我们讲一讲郑玄研究的趋势和焦点吗？

王老师：因为我对先秦两汉研究感兴趣，而两汉是经学盛行的年代，所以对郑玄是回避不了的，包括以前做两汉的一些论文，尤其是做博士论文，都要重点关注郑玄。汉代经学史有三个人最重要，一个是董仲舒，一个是刘歆，还有一个就是郑玄。他们这三个人很有意思，一个在汉初，一个在两汉之交，一个在汉末。汉初的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开创者，两汉之交的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开创者，汉末的郑玄是今古文经学合流的综合者——汉代的今古文经学在郑玄这里找到了一个融合的归宿。这三个人使两汉经学发展的脉络很清晰，所以这三个人都值得研究。特别是郑玄使今古文经学合流，代表了两汉学术发展的规律。对于郑玄的评价，从清代来看，就是重点评价他符合学术规律，融合今古文，使得今文、古文之争有了一个良好的归宿，这是对郑玄的正面评价，使得大家都比较尊崇他。但是后人也有对他的负面评价，说他扰乱了家法、师法。总的来说，对郑玄的评价是正面的。我写的《郑玄与今古文经学》，是一个基础性的研究。

这一次去开会，很多大家都过来了。印象最深的有两种力量，一个是青年学者，尤其是博士、讲师、副教授，也就是三四十岁，实际上学问做得很好，很精深的。我跟叶国良先生谈起来，叶先生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后生可畏，让我们看到了学术发展的希望。第二个给人印象很深的就是，韩国的一些学者来了，也很年轻，五六个人，研究得也很深。他们有的用中文讲，有的用韩文讲，有的用英文讲，但是能表现出他们研究的深入，我对他们评价很高。后来我做感言总结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了这两种力量让人印象特别深。对郑玄的研究，现在看来还是传承了经学研究的方法，但是缺少深化。经学的研究实际上什么时候都不过时，而且经学体系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可随意放弃，也不可轻易地否定，如果否定了，就相当于把经学在历史上发挥的正面作用忽视了，实际上是不对的。所以我总结的时候也强调说，对经学的研究永不过时，而且还需要强化经学的研究。当然我们还要有所突破，不能一直使用传统的方法。突破主要是新方法和新材料。对新方法而言，这一次开会就有好几篇关于文本学研究的方法。文本学是现在研究的一个前沿，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举办的讲座也有很多专家来谈关于文本学的研究，我觉得那几篇研究都做得挺好。还有学者从哲理的方向来研究郑玄，不光把他看成是一个经学家或者古典文献学家，还关注郑玄的哲学思想。用哲学思想来看郑玄的话，就有种高屋建瓴的感觉，这种研究方法就比较新了。新材料，毫无疑问，现在是两种材料，一种还是地下出土文献，即是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利用地下出土文献，第二种就是我们提到的海外汉籍。这次韩国学者就利用藏在日本而中国大陆没有的关于郑玄的一些材料写了一些文章，这就属于利用海外汉籍。我们以后也会从新方法和新材料方面来关注郑玄的一些研究。当然，对于郑玄的研究和正面的评价，还有关于郑玄影响的研究，需要留意他和宋学之间的关系，和清学之间的关系，这些都需要特别细致地讨论。

特约记者：王志远，肖吟，钱永棒

本访谈稿录音整理者为徐慧月、柳春燕、贾慧童、湛晓悦、王锦阳（按录音分配时间先后排列）。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山大研究生学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