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学习。刚才听了周晶先生和韦力先生的报告，听到了许多新鲜的、此前没有听到过的故事和见解，收获非常大。今天是齐鲁书社建社四十周年，我觉得这是非常特殊、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日子。另外今天也是《藏书家》创办二十周年。《藏书家》在我们这个行当里头是个名刊，是可以永垂不朽的一个刊物，这点我相信是毫无疑问的。在以后的三百年、五百年，人们或许还会看见这样一个小刊物，当然到时候可能大量的刊物都没人看了，但是《藏书家》可以一直存在着。《藏书家》的发展得益于周晶先生的经营以及后来齐鲁书社包括韦力先生不断的扶持，因为这种刊物赚钱是很困难的。第三个就是世界读书日，这也是个大事。山东图书馆是咱们山东省图书之府，山东图书馆大明湖分馆是进入国家文物保护层面的、由王献唐先生亲自设计的名建筑，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受降地，这不是一般的地方，是山东省文化的象征之地。今天，李西宁馆长也亲自来了，所以今天这个活动呢，我感觉对山东省的文化建设也是一种信号，非常有意义。
那么对于齐鲁书社和山东大学，虽然我了解的情况不是很全，但是据我所知，二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以前山东大学高亨先生的《古字通假会典》便是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当年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也没想到这个《古字通假会典》后来的用处会那么大。因为，这些年来出土文献越来越多，比较集中的是战国时期的简、汉代的简还有秦简，这些简的显著特点是通假字特别多，而这些通假字产生的年代是从战国到西汉这段时间，和我国最重要的古代典籍，像“五经”、《战国策》《国语》《山海经》这些传本逐步形成的时间，以及刘向整理的时间，正好是相吻合的。所以面对大量的古字通假，学者们和搞出土文献的先生们在释读的时候马上把眼光集中到高亨先生的《古字通假会典》这部书上来了。当然研究出土文献更早的一次高峰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他们，碰到的大量的出甲骨文、金文的时间，而高亨先生恰恰是王国维的学生。所以《古字通假会典》这本书的产生又不是偶然的，它是有必然性的。此外，高亨先生还写了一本《文字形义学概论》，也是齐鲁书社出的。当然还有一部书比较畅销叫《周易大传今注》，这是高亨先生的著作，也是齐鲁书社出版的。
早期的时候，齐鲁书社出了很多的名著，像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是很有名的一部书。还有殷孟伦先生的《子云乡人类稿》，也是很漂亮雅致的一本书。还有像黄云眉先生的《史学杂稿订存》和《史学杂稿续存》，这些都是以前旧书摊上比较受欢迎、受益良多的书。此外，像以前关德栋先生的《贾凫西木皮词校注》，还有蒋维崧先生的《蒋维崧临商周金文》，董治安先生的《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萧涤非的《杜甫研究》，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文心雕龙译注》和《杜甫研究》的封面设计都是一致的。现在拿出看看，也是非常精雅，非常有内涵的。我的导师王绍曾先生在齐鲁书社也出过多部著作，其中流传比较广的，对咱们藏书界有一定帮助的是《山东文献书目》，后来沙嘉孙先生又出了本《山东文献书目续编》。王先生还有《山左戏曲集成》，这本书是他和宫庆山老师他们合作的，这部书有三册，一开始是在齐鲁书社，后来因为出版社低潮，出书要赔钱，就拿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但最早的书稿和编辑工作是在齐鲁书社。还有一部流传较广的是《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这也是齐鲁书社出的，上下精装两册，整体很漂亮，它的影响应该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刚才展示的《儒学与山左学术》这个丛书是最近出的，这里头就包含王绍曾先生的《山东文献书目（修订本）》、沙嘉孙先生的《山东文献书目续编》、王绍曾与沙嘉孙先生合著《山东藏书家史略（增订本）》和《清代山东刻书史》。关于山东省到底有多少藏书家，这个《山东藏书家史略》编写得非常好，它的正文内容非常文雅，语言基本上是半文言的，每个藏书家传略后注明了许多材料来源，所以这本书编得非常特殊，非常具有参考价值。那么第四种《清代山东刻书史》呢，就是我的博士生、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唐桂艳女士的博士论文。这个论文写得非常大，很少见这样大的博士论文，当年博士论文的打印件就是三大本。那么山东省在清代雕版印刷过程中刻过哪些书，在这本书里以她的第一手资料为主可以找见，而且这本书中通过二手资料拼凑的情况很少见，因此她所独有的东西就特别多。这几本书编成《儒学与山左学术》这么一套丛书，齐鲁书社出得也特别漂亮。
所以齐鲁书社和山大老一辈、新一辈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刚才在总编展示齐鲁书社出过的书的时候，我在下面大致做了一个记录，其中有相当多的书，我都与它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今天贺伟兄在这里，他知道不少的情况，当然周先生了解的也很多。其中一个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这个是改革开放以来由国家立项的重大出版项目的一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正编影印古籍4508种。还有一个续编100册。4508种是什么概念呢？《四库全书》有3400多种，《存目丛书》有4508种，它的量比《四库全书》要大。搜集起来的困难呢，也要大得多。当年搜集编修《四库全书》是皇上亲自来抓这个事情，有官方的支持，它就方便多了。那么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则是照着前人留下来的当年没有收入《四库全书》的清单。当年每部书都有提要，如今我们要四面八方地找这些书，单论这一点，它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大家对《四库全书》在编修过程对原书有所改动这点，一直有批评的声音。现在看呢，改的地方有改坏了的也有改对了的。《四库全书》编修的水平是很高的，也有一些有巨大的提升，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辩证来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因为是影印的，原始性价值就大了。刚才韦力先生也谈论了一些原始性资料，对它的重要意义有举例说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作为90年代国家的重大项目，它是在1993年这个时间，由国务院古籍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立项的，那么它怎么会落到齐鲁出版社这个地方出版社来呢？这其中也有一段故事。这部丛书的主持者是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会，总编纂是季羡林先生，王绍曾先生当时也是总顾问之一。起初，出版最早是要找国家最重要的出版社中华书局来做的，但是当时因为种种原因这个项目没有在中华书局通过，不过没有通过不是它的图书价值问题，而是另外的原因。随后，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就建议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来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进行了实质性的操作，已经出了样书，开了会，募集了资金。但是后来由于特殊的原因而不得不中断了。再后来，又经历了大概四五家出版社，像中国青年出版社等都想出这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是早期的，比北大出版社还要早的有出版意向的出版社之一。最后，大出版社都弄不成，老一辈考虑到在地方出版社，第一个考虑到的便是齐鲁书社。当然，这是季羡林、周一良先生他们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那么，老先生为什么首先会想到齐鲁书社呢，因为齐鲁书社创办之初就出版了许多著名学者的代表性著作，为它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在地方古籍社之中齐鲁书社应该是排在头一位的。社会影响力和它的机遇是紧密相关的。出版行业不是一般的经营行业，而是生产特殊产品的特殊行业。它对国家文化建设不是一般性作用，而是有巨大的作用。齐鲁书社在早期的经营目标当然也是省有关部门给他们制定的目标，因为当时大家是无须关心发行问题的。在特殊的体制下创建了这个牌子，这是一块金牌子。老先生推荐了齐鲁书社以后，就派我做使者来到齐鲁书社，当时郭焕芳和孙言诚这两位领导接见了我，很快就达成了协议，齐鲁书社全力支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出版。再一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派人到齐鲁书社正式谈判的时候，派来的是周燮藩先生，他是工委会的副主任，也是任继愈先生第一届的宗教学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他是代表，我是副代表。我们两人来谈这个事情，最后签订了合作的协议。此后开始具体的操作与出版工作。但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齐鲁书社要一册一册地审稿发稿，这个问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个书的数量实在是太大了，包括古籍4508种，还有一些古籍是经过审查没有收录的，我过目的古籍应该在5000种以上。那么在三四年的时间里要出版这么大的书，它的审稿、发稿的任务都是超强的，不是一般情况下一般人能办成的。所以齐鲁书社给了我一个授权，授权我作为齐鲁书社的终审，直接签发稿单，这也是超常规的一个体制，所以这部书的发稿单都是我填的，当然这个责任非常大。在这个过程当中，齐鲁书社曾正式邀请我调到齐鲁书社工作。这是老一辈对我的厚爱。我导师王绍曾先生没有同意，因为当时王先生的项目很多，但助手却很少，我是单位指定的王先生助手之一。如果要离开的话第一个要征求王先生的同意。王先生没有同意，所以这个事情就搁下了。由此可以看出我和齐鲁书社还是有很深的因缘的。后来因为一些经济上的走账事情，负责人刘俊文教授，也是法人代表，他把章子放在济南我家里，由刘先生通知我爱人，需要办业务的时候，我爱人带着章去齐鲁书社一趟。所有的过程都是这样来的，这个章子一直保留到最后才交还给刘俊文教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共1200册，刚才所说的国家出版二等奖和它的成就其实也是不相符的，我想应该是一等奖。它出来以后很快就获得了第一届霍英东贡献奖集体奖。这个是对着季羡林先生的，因为他是总编纂，不是对着出版社的，其实这个也是出版社的荣誉，这是共同获的奖。
再一个就是总编刚才展示过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部书有38册。它的产生可以说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是一件大事。大家都知道“庚子赔款”，这是中国人耻辱，就是外国人来打中国，中国还要赔人家枪炮钱，那就是庚子赔款。但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与英、美各国有了一个很好的关系，他们就逐渐地退回了赔款，就产生了中英、中美和中日庚款会，主要是处理庚子赔款的退款问题。中国和日本在赔款的使用问题上达成了一个协议，成立了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由中日的学者来组成，它的地点主要是设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带的原黎元洪官邸。这个地方叫做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同时在日本京都设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自然科学研究所。这三个研究所花的是这个庚款会的退款。但主要的活动是在北京人文所。北京人文所的主要任务是撰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个《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多少篇呢？它有30000多篇，而当年纪昀他们写的提要是10000多篇。《续修提要》的内容很详尽，都是中国的学者写的。每一篇都付给稿费，其中真正的学术负责人是我们山东胶州的柯劭忞。《续修提要》稿本都是宣纸誊清的，一行一行的非常整齐。就在1945年作为战利品被我国接收了，接收的单位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傅斯年负责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就给这个单位起了个名字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资料整理处”。我见过这个公章。但是这时间很短暂，国民政府就撤离到台湾去了，败退了。他们在败退的时候呢，就把其中一小部分的精华提走了，这是台湾著名的傅斯年图书馆藏书的主体部分。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九都留在了北京，成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也就是今天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古籍部分，这个量非常大。多年来在科学院图书馆管理古籍的罗琳先生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这个《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稿本很整齐地摆在铁皮柜子里，规模非常大。在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时候我曾去那里参观。我就说你这个书尘封半个世纪了，为什么不印出来呢？他说谁能出得起这么大的稿本的底本费呢？我说你不能想点办法吗？我找到齐鲁书社的孙言诚先生，我给他们出了个主意，我说你把底本费算一算，但是不必要让齐鲁书社把这个钱给科图，因为齐鲁书社把钱给科图，他就没有钱印书了。当时书社的经营非常困难。把这个底本费算成股份，印刷和出版由齐鲁书社出资，底稿费就算科图投入的钱，出书之后卖书的钱当作这个底本费先还给你，这个利润你们自己谈。如果书卖不动，就分书。两方就很愉快地达成了协议。因为对面的负责人是罗琳，而齐鲁书社这边接头的是鲍时祥，他们两个人是山东大学中文系78级的同学。所以这个事情很容易就谈成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影印精装38本书。它的加工是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印刷用的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印刷厂，所以这两部书使用的纸张和封皮是一样的，封面设计也是在《存目丛书》工委会完成的。这个书的出版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出版史上也不是一件小事情。当然《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30000多篇和前面的《四库提要》10000多篇加起来总共40000多篇，可以说是囊括了我国古籍的主要部分，这两部提要的水平也不是任何书可以超过的。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古籍出版史上都是居于第一层面的出版物。将来在历史上都不是小事情。虽然它的阅览者的数量不如那种特别流行的读物，但是它的重要性，它在文化史上的标志性真是没法抹杀的。因为这件东西在历史上是不是重要，取决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重大文化工作与它的关联度。比方说韦力先生谈到的《和陶诗》，为什么这个书这么重要，除了它是宋版以外，还因为它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它的这个传奇的流传过程也增加了这部书的文物价值。文物价值就是与文化有关，关联度越高文化价值就越高，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
其他的刚才展示的书，还有《清经解全编》。这个是先有《清经解三编》和《清经解四编》。《清经解》是清代的阮元编刻的，《清经解续编》是王先谦编刻的，他们是清代古籍整理的代表人物。那么我们的《清经解三编》和《清经解四编》主要依赖于一个专家，他是刘晓东教授。这个题目其实很早以前就想过，在九几年就想过，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后来齐鲁书社的陈修亮，后来调到人民社的总编，他与刘晓东老师是师生关系。陈修亮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刘晓东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所以这件事情他愿意办。先出三编，后出四编。原来都是三编，部头比较大，陈修亮提出了删去一半的内容，而他的老师刘晓东先生坚决不同意。刘先生认为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于是我就提出了折中方案，一劈为二，先出三编来看看情况。结果出来后发现这部书非常受重视，于是《清经解四编》就出来了。《清经解三编》和《清经解四编》出来以后，我就想到了《清经解》和《清经解续编》曾经影印过，但是拼版拼的很小。于是我就说能不能出成影印上下栏这一种。能保持古书的版式。齐鲁书社很快就接受了这种建议，并且选取了比较早的印本，就出版了。这样《清经解》、《清经解续编》、《清经解三编》和《清经解四编》就齐了，齐了以后就诞生了《清经解全编》。在《清经解》之前，还有《十三经注疏》等书。在山东大学我曾经提过一个项目叫《中国经学大系》，我就把这个题目给了陈修亮了。我说因为我们山东是孔孟之乡，经学发源地，你们把这个经解系统的书逐渐布成阵，就是《中国经学大系》。这个工作齐鲁书社正在稳步地推进，因为最近把《武英殿十三经注疏》印出来了，印得非常精美。这个底本是天津图书馆收藏的。多年前，我花了十几万元把它复制来，因此天津图书馆就有了这个扫描电子版，有了扫描版也就有了影印的机会。这个建议也是我给齐鲁书社提的，书的前言也是我写的。《武英殿十三经注疏》到底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功能，这个我大概在前面也介绍了，这篇前言在此之前曾发表在《藏书家》杂志上，这个是与《清经解全编》有点关联的。还有一部书《王士禛全集》，袁世硕先生主持的，也是齐鲁书社的宫晓卫社长亲自抓的。我一工作的时候，也就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王绍曾先生就给我分配了个活儿，编《渔洋读书记》。编《渔洋读书记》的时候我就把王士禛的书全部看了。王渔洋是我们济南府新城县人，是清朝康熙年间诗坛的第一领袖。这个人勤奋异常，一辈子做官，竟然写了这么多东西。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文化人物。《王士禛全集》应该是齐鲁书社出的标志性成果。这个书在清样排出来以后，齐鲁书社的社长就交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把全部书稿看一遍。怎么个看法呢？暑假里，我就组织我全部的学生留下来，利用康熙时期雕版的《王渔洋遗书》，这个书是乾隆年间印的，我手里有半部，另外又通过山东图书馆等各个途径找到了原始的文本，全部校了一遍。我把我的学生校出的异文又全部看了一遍。把我感到应该改正的文字用红笔圈下来，可以不改的打个叉，交给了宫社长。后来社长也给了一笔审校费，我就派我的学生到齐鲁书社领了这个审校费当场发下去了。我当时没有跟着去，也没拿钱，所以社长跟我说非常遗憾，他说原来是想报答你一下的，没想到你连来都没有来。我就说因为学生没有收入，活儿是他们干的。所以，我为齐鲁书社出版《王士禛全集》，帮过一点忙。
《古籍版刻辞典》是苏州大学瞿冕良先生编的，他的原稿是钢笔字手写的一大摞，大概有十几册，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写得特别漂亮。瞿冕良先生大概手写了两份稿子。齐鲁书社在出这个书的时候，首先把这个稿子交给我和我的伙伴刘心明教授、王承略教授。我们当时就跟着王先生干活。瞿先生这部书我们分工审订，他们俩看了小部分，我看了大部分。我看的过程中，增加了大量的条目。增加的条目都是用小纸条贴上去的。这个小纸条贴上去的时候还不能把原稿盖上，只能在很边缘的地方上浆糊。人家是词典，是有一定的排列顺序的，咱得按照这个顺序贴进去。一个是增加了很多条目。第二个就是我改正了很多的错误。例如“张元济”这一条，书里说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这是不准确的。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怎么能说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呢。像这种，我给他修改了。此外，修改的时候，重写的条目我怕作者不同意，所以重写的条目也是贴在原有的上面，贴一边，掀开我的这个小纸条就知道原稿是什么，你如果不想接受的话可以不接受。另外，大量的出版家和刻书人，他们都是很有身份的人，经办人往往都是官员，我爱人就把所有的人都查看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添上了他是哪一年的进士。所以这个《古籍版刻辞典》，我花了一段时间全部捋了一遍。有一些书的刻工可能是瞿先生间接获取的，像《昌黎先生集考异》这个宋版书藏在山西省祁县，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我有一个影印本，这个影印本非常便宜，但是印得十分清晰，我把他们对了一遍，发现其中有些错误和遗漏，我都给一一改正补充。改动之后会牵涉原书的位置，于是又挪位置，所以这本《古籍版刻辞典》我出了一些力。
还没有说到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即《藏书家》这个杂志。《藏书家》创刊的时候，是二十年前，那个时候我才三十来岁，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可能有些人认识了我，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我。但是周晶先生作为前辈非常提携我，约我写稿，我就陆陆续续地写了很多稿子。更重要的是每一期我都会一篇篇地看，从里面获取了大量的知识，认识了一些人物，像范景中先生、周振鹤先生、黄裳先生，获益匪浅。1996年，我陪着王绍曾先生去台北访问，每天中午王先生午休的时候，我就跑步到中央图书馆去看书，在十几天的时间，我看了好几十部书，因为这些书都是大陆所没有的，基本都是孤本，我提前查好之后过去看，我把它写成了《台北访书记》交给周先生看，周先生就给我发表在了《藏书家》。这种访书记不是论文，一般的杂志不给发。蓬莱有一个慕湘藏书楼，慕湘是解放军的一名少将，八一电影制片场政委，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藏书也非常丰富，后来捐给了他的家乡蓬莱。蓬莱慕湘藏书楼曾经邀请了我两次去帮忙清理书，我写成了一篇《蓬莱慕湘藏书楼观书记》，陆续发了两篇文章，这是周先生对我的提携。那么在上面发文章，读文章一期不落，在我的学习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藏书家》也是我比较爱读的一份杂志，我想它应该也会是名垂青史的一本杂志。这是我刚才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后来《藏书家》的出版就有了一些波折，韦力先生也大力相助。后来山东人民出版社找到我，托我问一问这个《藏书家》还出不出，我得到了一个侧面的信息是不出了。我就给山东人民出版社说我来创办一个《藏书家茶座》，邀请了海峡两岸许多专家当编委，也约来了一些文章。结果齐鲁书社又表示要继续出。于是我就通知所有的编委和作者，支持齐鲁书社继续出版《藏书家》，山东人民出版社停办。我们应当下更大的力气，齐鲁书社所面临的这类困难可能会越来越少，齐鲁书社这种单位是不能依靠它盈利的，应该持续不断地往里补贴，因为它的意义绝不是金钱可以买来的！
一时间想到的一些话题没有都说完，就说这些吧，谢谢各位！
2019年4月23日，齐鲁书社与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大学文学院在大明湖山东省图书馆举办“齐鲁书香四十年，《藏书家》成廿三辑”座谈会。本文为我院院长杜泽逊在会议上的发言。
转载自：“山大文研记”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