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下午至22日上午，“儒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高端论坛”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明德楼A座一楼公会厅召开。本次论坛由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出席会议的教授学者来自10所高校，共36人，儒学文献领域的学术精英汇聚一堂，其中不乏领军人物。
下午1:30，会议开幕。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学典教授主持开幕式。他指出，此次会议对于共同培育“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值得纪念的一次高层次学术研讨会。
山东大学副校长陈炎教授致欢迎词，从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的整体设计、学术研究、国际对话、儒家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等方面说明培育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的重要性。希望各高校的专家学者保持良好的合作，探索协同创新之路，共同开辟儒家文明协同创新研究的新局面。
在开幕式上，与会专家代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表示，儒学发展遇到了好时代，知识分子应支持协同创新项目，大力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浙江大学王云路教授说，论坛和协同创新中心的发展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也就是在传承文明的趋势下，于儒家文明发源地山东，汇集一批学界精英，举办此次高端论坛。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认为，协同创新是振兴中华文明的开端，文化的复兴是强国梦的重要条件，他说协同创新中心能够取得成功，是惠及子孙的大事。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结合社会现实，特别强调了儒家思想对于社会文明的意义。南京大学程章灿教授认为，儒家文明协同创新研究能够发挥山东大学的学术优势，符合儒学传统的学术之路。曲阜师范大学单承彬教授指出，曲阜师范大学与山东大学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他希望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有条不紊地积极开展学术协同创新工作。
开幕式之后的第一场报告会由程章灿教授主持，共有9位教授报告了最近成果。
浙江大学崔富章教授首先发言，论述了《孔子家语汇校汇注》的基本思路，认为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据宋本底本做新校注本；二是真伪问题。他认为还需要做的是《孔子家语》与《礼记》的相似内容的研究比较。
华东师范大学严佐之教授报告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编纂整理朱子学文献的情况，这项工作进行了近20年，出版了重要成果《朱子全书》、《朱子全书外编》和《朱子注疏历代刻本集成》等，下一步计划出版《历代朱子学注疏丛刊》、《历代朱子学研究文献类编》、《历代朱子注疏刊本集成》、《朱子学文献研究学术文库》四种大型丛书。
曲阜师范大学黄怀信教授论述了《周易》的校注，他的《周易本经汇校新解》的特殊之处是对异文给出判定说明，增加本校和理校。他说要想真正理解《周易》本经，必须脱离《易传》，要重新解读经文的关键词。
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回顾了《毛诗正义》的点校工作，谈到几点感受：一是要选择好底本；二是要充分认识做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艰难性和严谨性；三是“校书如扫落叶”，校对难免有误，在修订时还要下功夫。
山东大学刘晓东教授报告了《清经解三编》、《四编》的编纂情况，现在这两部丛书已经出版。他认为《清经解》的地位无疑是重要的，编纂《三编》、《四编》是长期以来学术界想做而没有完成的事业。《三编》、《四编》在主旨以及方法方面，应当和正续编尽量保持一致，尽量保存每部书的序跋，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文献面貌。在体例上做了一些改进，尽量按经分类。
南京师大赵生群教授主要是对《春秋左传新注》撰写工作进行了回顾。他说主要指导思想是“明而简”，对《左传》要反复读，并且结合其它相关文献，同时要注意修辞问题。他强调要突破思维惯性，解决新问题。
华中师大董恩林教授报告了《清经解》点校整理工作的进展情况。他指出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是点校《清经解》的意义所在。他还就具体的标点、书名号等特殊疑难问题提出讨论。
浙江大学贾海生教授重点论述了《说文解字音证》的撰写思路和他的学术渊源，列举有关实例，说明这项工作的学术意义。
曲阜师范大学单承彬教授介绍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经部》的进展情况，指出撰写提要，首先要研究《四库提要》，掌握其“考镜源流”的方法，同时要全面了解《续修四库全书》各类的总体情况，选择标准，才能从宏观上把握学术走向，写出合格的提要。
第二场报告由曲阜师范大学单承彬教授主持，共有7位学者发言。
南京大学程章灿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石刻与儒学文献的整理及研究》，首先强调了石刻文献在儒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然后介绍了各种石经文献以及孔庙、文庙中的儒学碑刻。
南京师范大学江庆柏教授探讨了“后四库全书现象”。他认为《四库全书》作为一种文本，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四库全书总目》则对乾隆以后的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顾宏义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朱熹及门人有朋往来书信整理与研究》，介绍了整理朱熹书信的重要创获，以及对朱子研究的重要意义。
浙江大学许建平教授介绍了在世界范围内搜集吐鲁番出土儒家经籍的最新成果，计有80几件。他认为这批吐鲁番出土与敦煌文献有密切关系，同时又有明显差异，收集与研究的难度较高，学术意义重大。
山东大学张富祥教授就《尚书》整理谈了几点体会，主要的是今古文之分的问题、辨伪问题、古文字释读以及部分篇章的时代定位问题。涉及《尚书》学的若干重大问题，具有独到见解。
山东大学刘心明教授报告了《子海·珍本编》编辑出版的最新进展情况，解释了遴选的标准，他说大陆卷、台湾卷、日本卷已基本完成调查遴选工作，大陆卷、台湾卷已经出版，欧洲卷也进展顺利。
会议的后两场报告在22日上午举行。第三场由赵生群教授主持，有9位学者发言。
浙江大学王云路教授报告了《中华礼藏》编纂整理工作的进展情况，阐明了这项工作的重大学术意义，介绍了整体分类系统，重点介绍了 “家礼”一类文献流变及整理出版的价值。
南京师范大学方向东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阮刻《十三经注疏》汇校的意义与现状”，对阮元刻本的权威地位，阮元刻本的不同印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对校勘的方法及最终的目标做了全面介绍。他希望最终完成《十三经注疏》通行本的整理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朱小健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儒学文献整理与中华文化传承》。他主要讲了儒学文献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它的丰富性、传承的延续性，版本众多；第二是形式多样性，有不同的刻印本，石刻，还有引用文献等，儒学文献整理面临的困难较大；第三是知行合一的特点。过去常常有一种说法，认为儒学可能是比较守旧的。其实从文献的传承来看，他是在不断创新的。
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儒藏》编纂的意义与现状”，他介绍了《儒藏》的新体例：共分经、论、史三藏，24个小类。采取了影印加圈点断句的办法。借鉴《四库全书总目》的经验，有大小序和各书提要。
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报告了《礼记汇校汇注》的步骤：第一步是对《礼记》的版本调查研究，二是做《礼记注疏》汇校，三是《礼记》注校长编。这三步完成之后再做《礼记汇校集注》。
山东大学曾振宇教授主要谈了英译本《四书》的情况。英译本的《孟子》已经写完，大概60多万字，《论语》、《中庸》、《大学》今年年底能够交稿，明年交出版社出版。在收集英译本过程中，强调这么几点：一个是收集最早的全译本。第二是具有代表性的英译本。第三，同时也要收集华人的英译本作为比较。对各种英译本重点做思想史的研究，跨文化的研究。在跨文化的研究方面，尽量挖掘各种英译本的翻译风格、原则，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识是什么。
山东大学王承略教授报告了《两汉全书》与两汉儒学文献整理研究情况。指出两汉儒学文献，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经学文献数量多；二是流传少，难整理；三是伪书多；四是地下出土文献多。
山东大学黎心平副教授（代表李尚信教授）介绍了山东大学易学文献整理工作的情况。一是《百年易学精华集成》，分三大块来做：第一块是民国易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第二块是台湾易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第三块是大陆易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二是易学数据库的建设。
孔子研究院崔海鹰助理研究员（代表杨朝明院长）报告的题目是“《孔子家语》与《周礼》”。通过出土文献与《孔子家语》进行比较，他进一步证实《孔子家语》的真实性和文献价值。之后与《周礼》中的相关内容比较，论证出《孔子家语·执辔》中的“六官总治”与《周礼》六官分治大致相应，说明孔子熟悉《周礼》的内容、结构和内涵，这论证了《周礼》的真实性，可见《周礼》在西周时期便应该已经成书。而刘歆、郑玄、贾公彦、孙诒让等所持的《周礼》为周公所作说也值得认真考虑。
孟子研究学院殷延禄先生报告的题目“《孟子文献集成》编纂的意义与现状”。他指出《孟子文献集成》主要涵盖1100多种，清代以前的选取《中国古籍总目·经部》中有关孟子的文献明代以前大概有51种，明代的部分有251种。清代的主要参考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清人著述总目》，共选出来书目是672种。民国选了大概100种，国外选了59种。目前编纂工作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今年四月份推出第一辑，包括明代以前的51种。十月份推出第二辑，即明代251种。
四川大学杨世文教授报告了张南轩著作整理研究的情况。他对《张栻全集》进行修订，有望在2015年下半年出版。整理工作除点校之外，从很多文献中收集了100多篇张栻的诗文，还对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宋本进行校勘，并按照时间先后对张南轩的著作做了编演考证。
曲阜师范大学张诒三教授介绍了《孔广森集》的整理情况。他说孔广森的著作可分成三块：其弟孔广林与其子在其死后整理的著作共7种60多篇，曲阜市文献管理委员会藏的孔广森手稿58卷，散失的见于它书的材料。对其刊本的整理已出版，下一步的工作希望进一步利用曲阜文管会的手稿，出一套孔广森全集，并做一些校注工作。
浙江大学关长龙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礼学视野下的中国数术文献”。他认为数术是传统礼仪生活中最重要的礼节之一。礼仪生活中重要的时间、空间、活动乃至重要的人物、器物的选择，都是通过数术参与完成的，所以数术是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华礼藏》也将数术文献作为一个门类来收录。他说研究数术目前存在两个困难：一是对其中的术法不知道怎么操作，二是在整理文献时存在异本较多，且文字多差异太大，还有一些疑伪之作需要进行考证。
山东大学李学堂教授报告了《韩国集部儒学文献萃编》的意义和进展情况。《韩国集部儒学文献萃编》萃编出1500多位韩国儒学家文集里面儒学的言论、著述。主要分为两块，一是从《汉诗》里面找到有关儒学的诗歌，另一块是序、传、记、评、辨、其他碑记等。同时还进行《韩国历代儒学家评传》的撰写工作，基本上已经做完，正在最后校稿。
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报告了《尚书注疏汇校》的情况。《十三经注疏汇校》的缘起主要鉴于阮元刻本的不足，阮元限于当时的条件，对宋单疏本、八行本、魏县尉宅本、王朋甫本、纂图互注本、魏了翁《尚书要义》以及蒙古平水本等多个早期的本子皆未校，《尚书注疏汇校》是对阮元的校勘“做了一些补充性的升级工作”，一共校了19个版本，每个版本校三遍，并引用了15家前人校勘成果。底本选择的是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将武英殿本的句读移到底本上，将来影印万历北监本，在每一卷的后面附上校勘记。《汇校》囊括众本，既能反映《尚书注疏》版本源流、刊刻过程中文字变化的轨迹，也能看到前人校记的递承关系，将为《尚书》学研究提供极大便利。
曲阜师范大学马世远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尚书学传世文献集成》编纂的设想”。他说《尚书学传世文献集成》前期工作是对《尚书》从词汇学、语法学或者文体学的角度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同时也进行断代尚书学研究。立项以后首先做的是域外汉学家的《尚书》学文献集成，目前韩国卷已经定稿。他认为《尚书学传世文献集成》，第一步做珍本编，之后做精华编和全编；第二步收集除了经部和收集到的尚书著述之外的，像《春秋》总目当中的、子目当中的，集部当中的，零散的尚书学文献集成。此外还要做《尚书学文献纲要》，通过一系列的书，对尚书文献做一个总体的分析、把握。
山东大学翟奎凤副教授报告了《黄道周全集》编纂整理工作。他介绍了点校用的底本和进展情况，其中《易象正》用吉林大学藏明刻本，《三易洞玑》底本是上海藏明刻本，这两种著作皆已出版。而目前正在点校的诗文集所用底本是陈寿祺道光十年刻本，明年可以出版。黄道周的其他著述，如《六经注解》等也会陆续点校出版，预计七八年之后可以出大全集。
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最后作总结发言。他感谢山东大学和杜泽逊教授提供了这个平台，通过这次会议使大家了解了当今中国儒学文献整理工作的基本动态和发展方向。当前儒学文献整理的大型项目很多，反映出学科领域的空前繁荣。其中礼学研究、《尚书》学研究、《孔子家语》研究等，都是相当热门的研究领域。其他如石刻与儒学文献、数术文献、孟子文献、域外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都令人眼前一亮。同时，他也提出目前儒学文献的整理工作尚缺乏整体设计，希望山东大学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我们要解放思想，加强学科内部的交流、合作；也要打开视野，加强学科外的合作，例如与中国哲学史学会、图书馆以及海外汉学家的合作，还要将现代科技运用到文献整理工作中。最后，朱杰人教授重申文献整理工作在文化传承和民族命脉延续上具有重要意义，勉励文献工作者不能妄自菲薄，要解放思想，要有一种自信，开拓出文献整理的新局面。